回顾我们党80年的光辉历史，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指导地位的确立，是一件意义重大而深远的大事。接下来小编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毛泽东思想概论学习心得体会，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毛泽东不仅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同时还是一位杰出的国际战略家。他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始终关注国际风云的变幻，以一个国际战略家的世界眼光，提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国际战略思想。这一思想对建立新中国、捍卫独立主权、提高中国国际地位，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它对于我们科学分析当今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制定21世纪的中国国际战略，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笔者认为，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可以概括为“2731体系”，即由两种理论、七项原则、三大灵魂、一个支点四大要件构成。
一、两种理论
中间地带理论和三个世界理论是支撑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这座大厦的两块磐石，是我们理解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先导。 (二)三个世界理论。毛泽东提出中间地带理论是以二战后形成的雅尔塔体系为前提的。经过一段和平发展后，这个体系已经发生质变。一方面，在美国的大力扶持下，西欧国家和日本的国力迅速提升，对美国在资本主义阵营中的盟主地位提出了挑战;另一方面，中苏两党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意识形态上的论争导致两国关系破裂，使社会主义阵营分崩离析，特别是，战后广大亚非拉民族国家纷纷诞生，并成为国际舞台上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这些变化说明，国际政治力量已经发生了新的分化和改组，需要对国际格局进行新的定位。1974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第一次明确完整地提出三个世界理论。毛泽东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注：《毛泽东外交文选》，第600-601页)邓小平在同年4月10日召开的联合国第六次特别会议上发言时，全面阐述了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引起了强烈的国际反响。三个世界理论把苏联列入第一世界，这既是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深刻揭露，也是对苏联国际地位的重新确定。这一理论肯定了新兴第三世界国家的国际地位，并坚定地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从而为中国找到了与国力和国家利益相符的战略地位。尤其是，这一理论把日本、欧洲、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划入第二世界，指出它们同霸权主义国家既有联系又有冲突，从而抓住了第二世界国家的本质特征，极大地增强了国际反霸力量。由此可见，毛泽东在建构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国际战略时，已经放弃了以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为标准的旧模式，这不仅使中国逐步摆脱了一度在国际上比较孤立的困境，成为遏制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主要力量，而且为中国后来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对外开放廓清了道路。
二、七项原则
(一)国家利益原则。众所周知，在国际社会中活动的主体是拥有主权的独立国家。国家主权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因而源于国家主权的国家利益(包括安全利益、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就自然成为国家对外政策的基本动因，成为国家对外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对外关系上，始终以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为最高准则，坚定不移地站在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与国家主权的原则立场上。在国家交往中，既尊重别国的主权，善于学习别国的长处，又坚定地维护国家的尊严，维护中国人民选择的社会主义制度，决不允许别国干涉中国内政，决不拿国家利益作交易。“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毛泽东曾如是说。这从当年毛泽东果断作出抗美援朝决策、拒绝赫鲁晓夫在中国建立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实施“一条线”“一大片”战略可见一斑。在维护中华民族利益的斗争中，毛泽东既坚定国家利益至上，又旗帜鲜明地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排外主义倾向。 (三)反霸原则。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对外关系中，始终把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同各国友好合作、促进共同经济繁荣作为对外工作的根本目标，并把反霸视为重中之重，强调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同时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侵略扩张行为。毛泽东强调：“中国是大国，党是大党，也没有理由看不起小国小党。”(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97页。)当年的抗美援朝战争就是一次生动的反霸行动，三个世界理论更是体现了反霸的鲜明态度。之所以把美苏看作第一世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美苏都企图称霸世界，都想把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纳入它们的势力范围，并欺侮那些实力不如它们的发达国家。只有反对霸权主义，才能实现国家主权平等，才能维护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立权、生存权、发展权。因此，反对霸权主义就是维护人权和国权。 (五)反和平演变原则。和平演变是西方国家用来扰乱视听，扰乱民心，动援敌对国国民信念，甚至制造动乱以直接摧毁敌对国家的意志，最终实现其颠覆敌国政权的目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武装干涉、军事包国和政治孤立遭到失败后，于20世纪50年代初提出了和平演变战略，把希望寄托在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代、第四代人的身上，企图通过经济、政治、思想和文化渗透，使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从内部演变，实现不战而胜的目的。毛泽东最早觉察到这一变局，并号召全党提高警惕。1959年，毛泽东在一次小型会议上指出，杜勒斯所说的和平转变，“就是要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容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143页。)1964年6月，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帝国主义说我们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第三、四代怎么样，有希望，帝国主义这话讲的灵不灵?我不希望灵，但也可能。为此，毛泽东着手建构“防修工程”，把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作为防止和平演变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来抓。毛泽东认为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并提出“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161-1162页。)实践证明，毛泽东富于远见的反和平演变战略，对于我们维护民族独立、捍卫社会主义成果，推进社会主义大业，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重大的历史价值。
(六)一边倒原则。毛泽东认为，在雅尔塔体系作用下，新中国要想求得生存和发展，“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73页。)因为新中国成立后，帝国主义不甘心在中国的失败，极有可能对新生政权进行武装干涉，如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所面临的遭遇，这就决定了新中国有必要同社会主义国家结成联盟，以便增强抗衡力量。实践证明，这一国际战略是完全正确和十分必要的，它有利于保障新生国家的安全，有利于使新中国获得国际承认，有利于获得必要的国际援助。当然，一边倒是建立在独立自主、平等互利基础之上的，绝不意味着倒向苏联的怀抱，决不意味着关闭同西方国家的往来，绝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对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有依赖之心，而是把战略上的配合同战术上的批评有机结合起来。之后，毛泽东在1949年又先后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这些原则标志着新中国的外交与旧中国屈辱外交的彻底决裂，并以新的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上。 三、三大灵魂
(一)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根本经验，是贯穿于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各个组成部分的活的灵魂。毛泽东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注：《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53页。)所以，毛泽东历来注重“冷眼向洋看世界”，善于追踪世界风云，从中把握国际政治力量之间矛盾关系的演变，作出科学判断，并适时调整中国国际战略。上述一系列理论原则的提出，都鲜明体现了实事求是精神，是实事求是精神的理论结晶。新中国能在扑朔迷离的国际社会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与毛泽东长期坚持用实事求是来观察、分析、处理国际事务息息相关。
(二)独立自主。国际战略中的独立自主，是指一国在国际交往中不屈服、不依附于任何大国，始终把方针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敢于同企图控制和干涉本国内政的帝国主义、霸权主义行为进行坚决斗争。这是坚持实事求是、从本国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的必然结论。毛泽东历来认为，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传统、文化习俗和地理环境，各国人民应根据本国的基本国情和自身优势，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一切事务，任何外国无权干涉。他特别强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15页。)在新政协筹备会上，毛泽东重申：“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有一丝一毫的干涉。”(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65页。)在出席莫斯科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时，毛泽东专门就各党的独立自主问题与各国党的领导人交换看法，认为国有大小，党也有大小，都要平等相处，各国党的事由他们自己决定，并明确要求把这个意思写进大会宣言。毛泽东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必须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是我们这个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必要条件。什么都靠别人，靠不住。处处依赖别人，不但经济不可能很快地上去，就是已经赢得的政治独立也有可能重新丧失。由于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战略，使新中国在国际风云的惊涛骇浪中经受了严峻考验。因此，邓小平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页。)
(三)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在国际斗争中，毛泽东始终高瞻远瞩，不信邪，不怕压，敢于斗争，从不屈服于任何国际敌对势力的威胁与蛊惑，从不拿原则作交易，敢于从战略上藐视它们，保持一往无前的战斗精神;在战术上高度重视它们，善于同它们作斗争，灵活运用各种策略，谨慎地处理各种外交问题，并在斗争中做到有理、有利、有节，把谋万世与谋一时、谋全局与谋一域有机结合起来。这是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精华所在。例如，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奉行的和平共处原则，生动体现了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在国家关系上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以任何借口干涉别国内政、侵犯别国主权，在国际事务中时时处处维护中国的独立、主权和尊严。而在某个事件上或特定场合中，为打破僵局，促使形势朝着有利于人民事业的方向发展，能够作出必要的让步和妥协。在万隆会议上讨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时，有些国家的代表并不反对它，只是不喜欢用“共处”这个词，由此使会议陷入僵局。有鉴于此，周恩来表示可以采用联合国宪章中用过的“和平相处”来代替“和平共处”，从而使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四、一个支点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革命和建设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异常险恶，所面对的国际敌人十分强大，因而必须树立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坚定信心。毛泽东在建构其国际战略思想时，最根本的立足点是“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在1946年8月6日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毛泽东指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195页。)1958年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的老虎，它们会吃人的。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06-807页。)毛泽东认为，像美国这样的国家，表面上很强大，实质上很虚弱。因为美国到处伸手，侵略别国，而它每占领一个地方，就像一根绳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美国就像十个指头按十个跳蚤，哪个指头也动弹不得。所以，美国没什么了不起，并不可怕。可以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整个国际战略都建立在这个支点上。它使我们一次次地渡过难关，是我们不断战胜强大敌人的精神动力源。伟大的科学家阿基米德曾说给他一个支点他就可以将地球撬起来，可惜他始终没能找到它。而毛泽东在建构其国际战略思想时，支点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以上所述均奠基于这个支点，倘若离开或否定它，将无法理解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一系列具有深远意义的国际战略决策。
在上述体系中，“理论”是指导，“原则”是规矩，“灵魂”是统帅，“支点”是基础，由此构成一个内容丰富、层次分明、逻辑严密的完整的科学体系。它是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重要的源头活水，并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国际战略谋划中得以延续
谓治国方略，就是治国的方法、计谋和策略。它包括理论，但主要是指实践，是指治理国家的大政方针、计谋策略，也可以说是领导方法、领导艺术中最高层次、最核心的那一部分。
毛泽东、邓小平都是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是在不同历史阶段治理国家的主要代表。他们的治国方略，既有相同的地方，又有不同之处。将他们的治国方略加以比较研究，总结出其中的经验教训，对于提高领导干部的政策与实践水平，治理好我们的国家，是很有益处的。现试对其主要方面作一比较。
毛泽东、邓小平治国方略之相同点
毛泽东、邓小平的治国方略有很多是相同的，或基本相同的。
第一，指导思想是相同的，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毛泽东多次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中国人民百战百胜的武器，不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邓小平也一再强调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即使在苏联东欧巨变、世界社会主义陷入低潮以后，他仍然坚信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指出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仍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他们提出的治国方略，大部分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制定的。
第二，治国道路是相同的，都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毛泽东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倡导者。以他为主创立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结晶。他开创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是坚定地从中国实际出发、走自己的道路的结果。邓小平也一再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并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页。)。他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完全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独立地走自己的道路的结果。以他为主形成的邓小平理论，也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结晶，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他们都具有创新精神，从不墨守成规、照搬照抄，因而都作出了独创性的贡献。 第四，在政治方略上有很多是相同的：首先，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和政体是相同的，国体都是人民民主专政，政体都是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其次，都重视民族工作，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其三，都重视统一战线，毛泽东认为统一战线是党的三大法宝之一，邓小平把社会主义的统一战线扩大为更加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其四，都重视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毛泽东提出各党派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邓小平进一步把这个方针作为制度确定了下来;其五，都重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强调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毛泽东首创了这一理论，这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贡献。邓小平不仅重视从政治、思想上分析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而且重视从经济上分析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弥补了毛泽东着重从政治、思想上分析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不足。 第六，在军事方略上有很多是相同的：首先，都重视武装斗争。毛泽东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名言，认为武装斗争是取得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邓小平也非常重视武装斗争，领导了左右江武装起义，长期从事武装斗争。其次，都重视人民军队的建设。毛泽东曾提出，没有一支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建国后又提出要建设一支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的人民军队;邓小平同样重视人民军队的建设，也一再强调必须把人民解放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其三，都主张实行人民战争。毛泽东领导了广泛的人民战争，邓小平也在他领导的地区领导开展了人民战争。其四，都主张建设一个强大的国防。早在1949年9月，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就宣布要建设一个强大的国防，后来又强调发展现代化的国防科学技术;邓小平也强调要建设强大的国防。在军事战略和指挥艺术上，可以说毛泽东达到了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地步，令人叹为观止;邓小平也表现出了高明的战略眼光和指挥艺术。
第七，在思想文化方略上有很多是相同的：首先，都重视思想政治工作。毛泽东认为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邓小平也一再强调在加强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培养“四有”新人。其次，都重视科学。在延安时，毛泽东就领导设立了自然科学研究院，建国以后对科学家也是尊重的;邓小平更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把它放在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提出要科教兴国。其三，都重视文化建设。毛泽东提出了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目标和推陈出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等发展文化的方针;邓小平提出了“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向。其四，都重视教育。毛泽东提出了使受教育者在德育、知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邓小平则提出了“三个面向”的方针。其五，都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提出“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8页。)，号召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并把知识分子作为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到社会主义时期，他又提出要建立一支宏大的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邓小平对于知识分子更是高度重视，推倒了长期以来加在知识分子头上的种种偏见，把知识分子明确地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他的领导下，知识分子的作用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发挥。
第八，在外交方略上都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共处，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建国前夕，毛泽东就阐明了新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的基本立场，提出在平等互利、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基础上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1954年6月，中印两国倡议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相互关系的基本原则，并倡议以此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原则，毛泽东对此作出高度评价，认为这是一个长期的方针。与此同时，他始终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先后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三个世界”的理论。邓小平也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共处，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在这方面，他们都表现出了强烈的民族尊严和民族自信心，以及与世界各国平等相处、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
第九，都重视党的建设，认为治国的关键在于治党。在治党的方法上，都重视思想、组织、作风等方面的建设，特别是执政党的建设，强调反对官僚主义，反对腐败现象，反对和平演变。毛泽东把党的建设看作取得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三个主要的武器之一，并创造了一系列成功的经验，在一个经济文化都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中，把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党建设成了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对于执政党的建设和反腐败问题，他很早就给予重视。早在1944年3月，他就指定把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作为整风学习的材料，号召全党吸取李自成进入北京后腐化、失败的教训，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建国前夕，他提出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作风，告诫全党不要做李自成。建国以后，他一再强调要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坚决反对贪污腐化及其他腐败现象。为此，他领导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等运动。后来，他针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策略，提出要反对和平演变，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对于党的建设，邓小平也是非常重视的，把坚持党的领导看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关键，并根据新的形势，提出了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重要措施，使党经受住了新的历史条件的考验。 在其他方面，他们也有很多相同或相似之处，例如两人治国方略的正确方面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都是反对教条主义的结果;在治国的具体谋略与方法上，都重视调查研究，集中群众的智慧，坚持群众路线;主张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都表现出了高明的领导方法和领导艺术，等等。 毛泽东、邓小平治国方略之不同点
毛泽东、邓小平在治国方略的基本方面虽然是相同或基本相同的，但确实存在很多不同之处，甚至是十分重要的不同之处。这种不同，是邓小平对毛泽东正确方略的继承并加以发展，对毛泽东晚年错误方略的纠正而呈现出的特点
回顾我们党80年的光辉历史，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指导地位的确立，是一件意义重大而深远的大事。
历史上，由于我们党正确地理解和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使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在某些时候，由于对毛泽东思想离开了科学态度，就使我们的事业发生了曲折，甚至吃了很大的苦头。列宁曾说，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但是，我们却发生了把毛泽东思想当作某种神学的东西、把领袖当作神看待的不正常现象，留下了极为深刻的教训。发生这种现象，在思想理论上是怎样失足的，有哪些观点没有把握好;制度和体制上，有哪些关节点没有把握住，留下了漏洞?这些，都有待于深入地进行科学总结。邓小平说：“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35页。)在某种意义上说，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是更为宝贵的财富。但是，经验要成为财富，必须要经过一个环节，这就是科学总结，要敢于实事求是地进行总结。成功的经验如果不能科学地总结，还可能变成包袱而导致错误;错误的、失败的经验如果不能科学地总结，深刻地吸取教训，则很容易重犯。这两个方面的实例都不难找。我们要非常严肃地对待党的历史。本文仅就几个方面的问题，回顾一些历史情况，并略陈己见。
毛泽东思想科学概念的形成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是一个过程，人们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是一个过程，毛泽东思想科学概念的形成和确立也是一个过程。
毛泽东思想于20年代后期开始形成，在30年代有了重大发展，并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显示其真理性和强大生命力，30年代末、40年代初，以《〈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为主要标志，形成了科学体系。
党内的教条主义者不承认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他们贬之为“狭隘经验论”。这种被贬为“狭隘经验论”的理论却得到全党广大党员干部的拥护，靠的是它的真理性，靠的是这种理论在实践中显示出来的强大生命力。但这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1935年的遵义会议， 认可了当时有决定性意义的毛泽东的战略，这是全党对毛泽东及其理论的第一次明确肯定。抗日战争开始后的几年中，全党对毛泽东的理论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特别是经过40年代初开始的延安整风，全党兴起了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热潮，使全党(特别是领导层和理论工作者)对毛泽东的理论有了更明确更深刻的认识，概括地说，就是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要以毛泽东创立的理论和策略为指导，才能取得胜利。这是全党的新的觉醒。那么，毛泽东创立的这种理论是什么样的理论呢，应当怎样称呼这个理论呢?这就自然地提出了给这个理论命名的要求。
看来，当时党内有不少同志不约而同地在思考这个问题，并各自作出了努力。
张如心第一个为毛泽东的理论命名。 一些领导同志也在论述毛泽东的理论的文章中，使用了具有命名意义的提法。
1942年7月1日，朱德在《解放日报》发表《纪念党的二十一周年》的文章，使用了“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的理论”的提法。
同一天，中共中央晋察冀边区机关报《晋察冀日报》发表由主编邓拓撰写的社论，题目就是《全党学习和掌握毛泽东主义》。这篇社论不但给毛泽东的理论命名为“毛泽东主义”，而且对这个理论作了系统的论述。
1943年7月4日，刘少奇写成《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一文，于7月6日在《解放日报》发表。他在这篇文章中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和“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两个提法，都带有命名的意义。
以上一些同志以及其他不少同志的文章，对毛泽东的理论的形成、主要内容、科学体系、历史地位等问题，都在不同程度上作了论述。
王稼祥是提出毛泽东思想科学概念的第一人。 1943年7月5日，王稼祥写成《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7月8日发表于《解放日报》。这篇文章创造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概念。文章说：“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文章对此作了如下论述：“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是在与国外国内敌人的斗争中，同时又与共产党内部错误思想的斗争中生长、发展与成熟起来的”。“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主义，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研究了中国革命的现实，积蓄了中共二十二年的实际经验，经过了党内党外的曲折斗争而形成起来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以上这些深刻的论述，阐明了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涵。这充分说明，王稼祥提出的“毛泽东思想”，已经构成了一个科学概念。 江苏无锡市职工大学的教师陈文源(后为江南大学教授)，依据他多年的研究，针对《红旗》的文章，写了《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何时首次提出》一文。文章指出，《红旗》的说法“不符合历史事实”。他列举事实说明：“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的提出和使用，是在党的‘七大’以前。在公开发表的论著中，第一个对毛泽东思想作出详尽论述的，是王稼祥同志一九四三年七月的纪念文章，而不是刘少奇在‘七大’的报告。”陈文源的文章明确肯定，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是由王稼祥在1943年首次提出的。上海《解放日报》编的《新论(未定文稿)》第9期(1981年2月18日)作为“动态与资料”刊登了这篇文章。《解放日报》的这篇文章引起了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领导同志的注意，决定在供内部参考的《理论研究资料》上发表(此刊物由该室“研究组”编，笔者当时在“理论动态组”)。《理论研究资料》在1981年3月9日出刊的第47期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本期只刊这一篇文章)。
这期《理论研究资料》发出后，立即引起重视。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当时一位同志告诉我，陈云同志办公室打电话来要这一期刊物。
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确立
毛泽东思想从被贬为“狭隘经验论”到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这主要是由于它的真理性，及这种真理性在实践检验中一再得到证实。毛泽东思想在全党指导地位的确立，从根本上说，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但是，党内一些领袖人物和理论工作者的宣传倡导，也起了重要作用。当然，所谓确立，还要有党规党法的保证，这就是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刘少奇是系统阐述毛泽东思想的第一人。
刘少奇在七大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他在这个报告的第二部分(即“关于党的指导思想问题”)全面地阐述了毛泽东思想，包括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历史必然性和条件、毛泽东思想科学概念的内涵、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等等。他明确指出：“党章总纲上确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我党一切工作的指针，在党章的条文上又规定，努力地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义务。这是我们这次修改的党章一个最大的特点。”“毛泽东思想，就是这次被修改了的党章及其总纲的基础。”七大修改通过的党章总纲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这样，党的七大就完成了一件在党的建设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情，这就是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刘少奇全面概括了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阐明了毛泽东思想对中国革命的伟大指导作用。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他着重指出了以下几点：第一，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历史必然性;第二，毛泽东思想的实践基础;第三，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是艰苦的理论创造;第四，毛泽东具有独特的主观条件。总的说，刘少奇对毛泽东思想的论述是符合唯物史观的。但是，今天回顾总结七大以来半个多世纪阐述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经验教训，也感到，当年对毛泽东思想的论述，存在不足。一是对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客观条件和历史条件阐述不够充分;二是没有强调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而强调了毛泽东的“天才创造”;三是没有指出毛泽东思想要在今后的实践中不断经受检验。这些在当年难以感到的问题，对以后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七大党章第一次有了指导思想的条文。 第一次理论飞跃的基本经验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这个结合不是简单地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与中国实际相加，而是一个艰苦的理论创造过程;也不是一般的理论创造，而是理论的飞跃。
回顾中国革命的历史可以看到，所谓理论飞跃，是对中国革命正反两个方面丰富经验的总结和升华。这种升华，不是解决了个别理论问题，而是正确回答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这种升华，不是回答了革命某一小阶段上的问题，而是回答了整个革命大阶段上的问题。所谓理论飞跃，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是认识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
毛泽东思想的内容可以大致分为新民主主义论和社会主义论两大部分。我们所说的第一次理论飞跃，是指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思想的社会主义论有若干重要内容，但没有形成体系，应当归之于第二次理论飞跃的范畴。
第一次理论飞跃本身留下了极为宝贵的经验。最重要的，就是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原则”。“思想原则”是毛泽东在八大开幕词中的提法，实际上是一个公式。毛泽东多次说过，在党的幼年时期，全党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很肤浅，对中国历史、社会状况和中国革命问题认识很不深，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没有完整的、统一的理解，不懂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道理。主要的倾向是简单地照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某些词句，而不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和解决中国的革命问题，搞教条主义。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实践经验、反对教条主义的基础上，概括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公式(1939年10月《〈共产党人〉发刊词》第一次完整表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以后，具体的表述有几种，略有不同)，从而在根本上解决了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这本身就是一个重大贡献。现在，这个公式已为大家所熟知，但当初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才概括出来的，来之不易。
怎样实践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呢?概括地说，就是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怎样贯彻实事求是呢?毛泽东多次讲过这方面的体会，主要是以下两条，一是调查研究，二是在实践中学习
论界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从来没有中断过，产生的理论成果也相当丰硕。但这两年来，理论界又出现了一种贬低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奇谈怪论。此类情况说明，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定位问题还没有取得完全的共识，人们还没有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对此，我认为还是有必要谈谈以下的话题。
一、如何评价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
正确评价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必须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依据。
1、摆正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位置，正确对待毛泽东晚年的错误 但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他同任何人一样，也有缺点和错误。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主要是发动了“_____”，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我们在正确评价毛泽东的伟大功绩时，也要毫不含糊地批评他的错误，但必须要做到实事求是，要摆正毛泽东的功过是非的位置，不能以偏代全，“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301～302页。)，要充分肯定毛泽东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决不可等量齐观，更不可本末倒置。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即使在“_____”中，他作为党和国家的代表和象征，也制止过一些具体错误，提出过一些闪光的思想，如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等，维护着国家的独立和主权，维护着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我们不能因为否定“_____”而否定毛泽东在“_____”中所做的一切，也不能把所有的错误责任全推到他一人身上。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_____”结束后，及时有效地进行了各条战线上的拨乱反正工作，恢复了毛泽东正确的政策，纠正了他的错误的理论，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使党的事业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
2、准确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涵义，正确处理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的思想的关系
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是紧密连接在一起的，承认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与坚持毛泽东思想并不矛盾。这里有一个如何理解毛泽东思想科学涵义的问题。《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毛泽东思想的内涵作了明确的规定：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准确理解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涵义，就知道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的思想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前者是指科学的理论体系，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后者是指毛泽东个人的思想。既然是个人的思想，就会有正确的、错误的、科学的、不科学的。尽管毛泽东在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毛泽东个人的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组成部分，但并不等于说毛泽东思想是毛泽东个人全部结论和个人观点的总和。只有那些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理论才属于毛泽东思想的范畴，而那些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毛泽东的言论和观点则不属于此列。区分了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的思想，就会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与毛泽东思想区分开来，就不会因为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而贬低、否定毛泽东思想。
3、完整把握毛泽东思想科学理论体系，避免割裂、简化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是严密完整、博大精深的科学理论体系，它贯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三个时期，它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实践领域，它不是在个别方面，而是在许多方面发展了马列主义。其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理论也相当丰富，如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中国工业化道路的理论、执政党建设的理论等等。这些理论至今仍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因此，把毛泽东思想仅仅理解为阶级斗争的理论，只适合战争和革命年代而不适合和平与发展时期，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是错误的。
当然，任何真理都具有绝对性和相对性。毛泽东思想毕竟是一定历史时期的思想成果，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只有在实践中不断地发展毛泽东思想，才能更好地坚持毛泽东思想。
二、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
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确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崭新的历史课题进行了艰辛的探索，提出了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十大关系，论证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开创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工业化道路，但有些人只认同接受毛泽东关于政治、文化、军事、外交等方面的理论，对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却颇有微词，或认为毛泽东不注重生产力的发展，或认为毛泽东经济建设的理论未能变为现实而无指导价值。对此，我认为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的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
1、关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 2、关于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
毛泽东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虽然已经建立，但社会主义还没有建成。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生产力不发达，社会主义的实现不是一次性的行动，不是几次“跃进”就能解决的，而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他根据生产力和人民富裕程度的定量考察来研究建成社会主义的阶段特征问题，把社会主义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阶段，后一个阶段可能比前一个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他说，“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827页。)根据毛泽东的这些想法，1963年中央工作会议在制定国民经济长远规划时提出了“两步走”设想：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我国工业大体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使我国工业走在世界前列，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
3、关于中国的工业化道路
毛泽东以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道路的经验教训为借鉴，提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工业化道路。毛泽东指出：中国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400页。)。毛泽东探索出的这条工农业同时并举的工业化道路既不是通过“羊吃人”的方式把农民逼为雇佣劳动者来发展工业化的西欧式工业化道路，也不是通过损害农业和农民利益来实现工业化的苏联、东欧式工业化道路，而是一条既能实现工业化，又能发展农业的新型的工业化道路。这条道路不仅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而且还开创了世界上第三条工业化道路。
4、关于经济体制的改革
毛泽东是社会主义改革的先驱，他针对苏联模式的弊端，提出了一些经济体制改革的新构想。主要有：
①保存和发展一些私营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毛泽东知道上海、天津出现一些“地下工厂”、“地下商店”后明确指出：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设私营工厂，华侨投资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毛泽东把他的这个设想称为“新经济政策”。
②冲破苏联高度集中统一的经济管理模式，实行中央与地方分权，允许地方和企业搞一些“独立王国”，兼顾国家、生产单位和个人三者的利益。
③社会主义中国需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商品生产的历史发展阶段。商品生产与社会主义相联系，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不会导致资本主义。
④创造两参一改三结合的企业管理制度，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干部、工人、技术人员在技术改革中实行三结合。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的理论，由于各种错综复杂的原因，没有能在毛泽东时代开花结果。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当用最浓的笔墨记载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的艰辛探索。因为他们的探索不仅使中国摆脱了苏联模式的影响，避免了东欧巨变、苏联解体带来的冲击，而且与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关系。在分别以邓小平、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我们党纠正了毛泽东那些不切实际或错误的理论，继承了毛泽东正确的思想，把毛泽东当年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所抱的愿望逐步变成了现实。
三、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邓小平理论的关系
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有着必然的联系，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马列主义是主干，我们是枝叶。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列主义，他是以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作为自己思想体系的核心的。它们在观察问题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上，在关于世界发展的普遍规律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上，在关于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和实现使命的基本原则问题上都是一致的。因此，毛泽东思想决不是独立于马克思主义体系之外的思想体系，而是归属于马克思主义的范畴。
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中国化的马列主义。马克思主义为人类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但没有提供解决各种实际问题的现成答案。因此，马克思主义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它是发展的科学。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内涵之一就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时代变化的新特征相结合，与各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坚持、继承马列主义，不是固守马列主义的个别结论，而是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于具体实践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是以高度求实的态度来对待马列主义，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使马列主义中国化，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和原则，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
【内容提要】创新是毛泽东构建其思想理论的重要手段。毛泽东作为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所以能不断创新，与其思维方式有密切关系。毛泽东创新思维具有鲜明特征，主要表现为：以实事求是为出发点，以独立思考和辩证思维为基本方式，以调查研究为实践基础。
【 正 文 】
创新主要指在已有事物基础上的一种拓展性与创造性活动。这一活动，既与已有事物有一定联系，又是对已有事物的发展与重构。毛泽东作为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产生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在其数十年革命生涯中，所以能成功地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开辟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有独创性的思想理论，这既来源于他不竭的创新动力，又与他的思维方式密切相关。透过毛泽东的创新思想，可以清晰地看到其鲜明的思维特征。
一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创新思维的出发点
创新既非妄想，亦非空想，而是有目的的客观活动。因此，以实事求是为出发点，是创新的必然要求。纵观毛泽东的创新思维，其出发点基本上都是紧紧围绕中国实际，并由此延伸、展开的。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毛泽东做任何事情的出发点。所谓“实事求是”，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作了解释。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1]通俗地讲，实事求是就是做任何事情都要从实际发生的事情中去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毛泽东所以能不断创新，同他一贯提倡实事求是的作风密切相关。
毛泽东无论做事还是思考问题，最大的特点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譬如，同样对中国民主革命应该走什么道路问题的思考，早期中国共产党内的教条主义者，就只知道围绕马克思主义书本找答案。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神圣化，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当“万宝全书”。总以为经典作家的书本里什么都有，而很少去考虑中国的实际。结果找来找去还是没有找到满意的答案。对此，毛泽东曾指出：“回想一下，我党在幼年时期，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是何等肤浅，何等贫乏”，许多人凡事引经据典，“言必称希腊”，“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2]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是神。马克思、列宁既不可能对他们在世的时候，世界上发生的所有问题都做出回答，更不可能对他们去世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后世界上出现的问题给出答案。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的科学理论，只是为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提供一种解决问题的科学方法，一种带有普遍意义的指导原理，而不是包治一切疾病的“圣丹妙药”。有些问题，各个国家只能根据自己的情况，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去解决。
比之教条主义者，毛泽东在这方面做得相当出色。他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两个方面结合起来。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一方面坚持从实际出发，尤其从中国实际出发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结果成功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许多方面，都是如此。如关于统一战线问题，马列主义都提到过“一个联盟”，既工农联盟的思想。毛泽东根据中国实际，根据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特点，创造性提出“两个联盟”的思想。由此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战线理论。
其实，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所以十分强调凡事要实事求是，是因为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任何事物都有共性和个性两个方面。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从本质上讲虽是相同的，但实际上，由于各国的国情不一致，具体情况并非完全相同。因此，必须从实际出发。毛泽东所以能不断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关键就在于他能够正确理解与领悟马克思主义的真谛，懂得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道理，明白理论指导必须要以实际为出发点，从而把问题的思考建立在实际上，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有效结合起来。正因为毛泽东踏在了中国社会实际之上说话办事，所以才会创造出那些带有“中国气派”的新事物。如同邓小平所说：“列宁之所以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在于他不是从书本里，而是从实际、逻辑、哲学思想、共产主义理想上找到革命道路，在一个落后的国家干成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国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并不是在马克思、列宁的书本里寻求在落后的中国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途径。马克思能预料到落后的俄国会实现十月革命吗?列宁能预料到中国会用农村包围城市夺取胜利吗?”[3]由此可见，专从书本里讨生活的人，是创不了新的。只有像毛泽东说的：“马克思主义‘本本’是要学的，但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4]这样，才会有所创新。毛泽东与他同时代的人相比，所以具有更大的创造力，即在于此。不难想象，如果毛泽东也类同于教条主义者，只会抱着书本，背诵书本，从书本里讨生活，那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将与他无缘。所以说，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毛泽东创新精神的基石，是毛泽东创新思维方式的一个重要特点。
二 独立思考和辩证思维是毛泽东创新思维的基本方法
从客观上讲，创新有一困难，就是已有事物的权威性。有些人往往受此困扰和束缚，而不敢去创新。尤其是面对伟人的思想，索性关闭自己的思考机器，更不用说去创新，结果只能人云亦云，亦步亦趋地跟着别人走。其实，这些人没有真正领悟伟人思想的真谛。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自己说过，他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可是，我们有些人，偏偏不相信这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说的，以形而上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硬是把马克思主义神化和教条化，人为地板结与僵化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对此则有自己的看法。他曾经说过，不如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等于马克思，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超过马克思，才是马克思主义者。[5]这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真谛的深刻领悟。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就在于发展。毫无疑问，超过马克思，发展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创新。
毛泽东在创新过程中，同样遇到伟大思想和权威模式的影响。但他的方法是，凭着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对权威思想和模式，既不迷信，也不弃之，而坚持独立思考和辩证思维。再拿民主革命道路为例来讲，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道路模式，是被实践证明了的正确模式。然而，它在中国却遇到了挫折。面对这样一个具有理论和实践双重权威的成功模式，而且在不少人仍坚持认为它是中国革命唯一道路的情况下，怎么办?是继续按原路走下去，还是另辟蹊径。走下去，无疑仍将面临失败。另辟蹊径，就要面对创新风险。然而，毛泽东以他的胆略与睿智，选择了后者。他用自己的大脑，面对中国土地，进行独立思考和辩证思维。既不简单否定城市道路模式，(事实上，十月革命道路模式本身的合理性是不用怀疑的)也不迷信“本本”。而是，一方面看到城市道路模式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又看到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从两者比较与结合中，意识到特殊国情需要特殊道路，从而为中国革命开辟出一条符合中国特点的新道路，正因为毛泽东有这么一种既坚持独立思考，又善于辩证思维;既尊重别人的经验，又不盲从的思维方式，所以他能够讲出“我们固然应该特别尊重苏联的战争经验”，“但是我们还应该尊重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6]这样一种充满辩证思维、让人耳目一新的话，能够不断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
其实，创新的最大困难，并不在于已有理论的权威性，而恰恰在于能否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依据客观事实进行独立思考与辩证思维。做不到这一点，即使不是权威理论，也不会有创新之举。毛泽东的这一创新思维特征，正从这方面为我们做了实证与演绎。事实上，毛泽东亦非天生具有独立思考和辩证思维的能力。他也有过与他人相似的、简单地把领袖的话当真理的经历。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的发言中，曾讲起党对农村问题、主要是对地主的政策，在他未到长沙时，无由反对。但是，在湖南住了三十多天后，有了不同看法，并向中央作了报告。然而，最终还是因为自己“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所以结果我未十分坚持我的意见。”[7]后来的事实表明，“领袖同志”的话未必句句正确。当然，这不是说，“领袖同志”的话都不必去相信。而关键是对“领袖同志”的话，也必须以客观事实为准绳。无端怀疑与因相信而成迷信，都不可能孕出创新。毛泽东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既能正视错误，又能改正错误。正如他自己说的，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的聪明起来。正因为，毛泽东善于总结经验，能够正确认识事物发展的辩证关系，才使他及时走出“唯书、唯上”的思维定势，在实践中打造成善于独立思考和辩证思维的方式，为创新铺下基石。
以上可见，善于独立思考，坚持辩证思维，是毛泽东创新思维的基本方式。有思考，才会有思想，善于思考，才会出新思想。毛泽东正是在对待任何问题上，既不为某种思维定势或他人思想所束缚，也不拘泥于已有理论和模式，坚持用自己的头脑思想，才有所创新。
三 调查研究是毛泽东创新思维的实践基础
毛泽东创新精神的思维方式，不仅强调从实际出发，而且十分重视对问题的思考与下结论必须建立在调查研究基础上，把调查研究看作是认识事物、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做好工作的前提与基础。他说：“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象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8]以调查研究作为认识事物、解决问题的实践基础，是毛泽东创新思维的重要特征。他的许多创新思想均源于此。 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是毛泽东调查研究用心最多的时候。当时党内在解决问题的思维方法上存在两种不同思路，一种只是唯上唯书，一种提倡唯实。毛泽东坚持唯实思路，一切从实际出发，先后在闽赣两省做了十多次实地考察。如江西的寻乌、东塘等处调查，福建的才溪乡调查等，收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对当时农村从群众生活、政治组织、地方部队、土地状况到农村各阶级的面貌，作了详尽介绍。正是以这些实地调查为现实基础，我们党才正确制定了土地革命时期土地革命路线，并独创性提出了农民问题与中国革命关系的一系列思想。 调查研究为毛泽东的创新思维铺实了基础，也避免了认识上的主观主义和经验主义。正因为有了建立在客观实际基础上的认识，所以毛泽东能够精辟地提出许多独创性的思想理论。可以这么说，离开调查研究，毛泽东对有些问题的认识，也未必会有创造性见解。30年代给中国革命造成极大危害的教条主义，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不做调查研究，就很难说真正了解客观实际，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就只能“唯书，唯上”，跟着别人亦步亦趋。当然就不会有高人一筹的独到见解。调查研究是毛泽东创新思维的实践基础，也是他作为一个脚踏实地的革命领导者的工作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