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中国以《乡土本色》开篇。的确，用“土”字来形容乡下人是最恰当可是的，土地不仅仅养育着一方人的成长，还寄托着他们的终老;不仅仅寄栖着他们的一生，今天小编在这给大家整理了一些关于乡土中国读书心得，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差序格局”是费孝通先生针对中国乡土社会结构与西方社会提出的新概念。中国的乡土社会的乡土性、不流动性和地方性，造就了由私人社会关系远近决定社会范围的独特社会结构，进而衍生出了因时因地富于伸缩的社会范围。
然而，在城镇化刻不容缓，乡村边界一退再退的今天，“差序格局”的产生原因——取资于土地的传统农业社会已近不复存在，更多的是没有土地、转向现代社会谋生的“新农民”。
同时，现代法治社会对传统乡土的侵蚀也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最典型的例子即为“长老政治”的趋于败落。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这么说：绵延数千年的“差序格局”是否也随之消失净尽了呢?
答案是否定的。他们仍然聚村而居，垦地种菜，生活并未因远离土地发生较大改变。我返乡后的经历或许可以为此做出一定解释。
本次春节撞上新冠疫情，作为外地返乡人员的我自然在回家路上遭遇了一定的困难，而其中又以在门禁上发生的一系列琐事最具典型性。
我所居住的商品房小区主要为回迁的原李家壕村村民，我祖父母所居住的另一个小区则主要由我所隶属的原红庙坡村民构成。问题就出在我出于必要往返于两个小区之间的时候。
我首次返回小区时被保安拦下，签了一份居家隔离承诺书并测了体温，确认无明显症状后居家隔离十四天，顺利拿到出门条。但在我持有出门条和身份证的前提下，保安仍然拒绝放行并与我发生争执，说什么都不肯放我——这个对他而言完完全全的陌生人——出村。此时，我在这个小区居住已久的姑姑为我解了围：她认出了我，并向保安确认了我的身份。保安顺利放行。
而在另一小区，保安认得我，因而简单查看出门条之后就爽快地挥手放行。同样的剧情发生在两天之后我出门买菜时，不过这次的关键人物换成了同样认识我的另一位村民。
这很有趣：一个试图进入社群的陌生人，会因为不熟识而被排斥，但在另一成员确认他处在以自己为中心的社会关系网里后，又能被迅速接受——这实际上是社会关系的绵延。如同两个石块投入水中泛起的涟漪，本就不甚清晰的界限被迅速模糊、抹平，两个以个人为中心，社会关系为主线的社群自然而然地在同一点相交。
关于我和保安之间产生的纠纷，其实可以用差序格局下的伸缩性来作出解释：规矩既然可宽可严，那么自然应有作出伸缩的标准：这标准就是社会关系的远近，往往以血缘、业缘、地缘三大关系为限。远到“一表三千里”，近到父系一方的祖父母，都可以划归血缘;业缘和地缘的边界则更加模糊。
这实际上可以作为“差序格局”仍然存在的又一证据——这就是扎根实际研究的理论魅力。即使时移世易，但经典不会蒙尘：它永远历久而弥新。
只有深入了解中国历史与当时社会状况，并且熟知西方社会学理论的人，才能写出《乡土中国》这样的作品，两者可谓是缺一不可。从这本小书吸收的西方社会学思想与方法中也可以看出，当时的中国尽管战乱连连，但学术界始终能跟西方学界保持沟通、学习与对话，西方社会学界的最新理论与思想，也都能及时传播到中国社会学界。这跟建国后长达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社会学濒临灭绝，完全封闭与西方交流的状态，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乡土中国》一书的重要意义，还体现在它对于中国社会学的范式开创上。费老提出的“差序格局”、“横暴权力”等上述概念，已经成为理解和研究中国社会，所绕不过去的思想积淀。不管你是像苏力老师那样，对其提出补充和质疑，还是诸如其他相当多的学者一样，在这一概念基础上进行引申和完善，费老的这些概念，都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学的思想基础和主体性的重要体现。因而这本书被称为“中国社会学的开山之作”，绝对是名至实归。
从今天的学术研究角度来看，费老在书中的论断，可能有相对随意、缺乏足够经验材料支撑的嫌疑，但费老的理论建构能力、观察视角的敏锐性和极强的“社会学想象力”(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语)，都是让人感佩不已的。今天的社会学研究，可能在论证方面极其严密，在经验研究方面熟练而详尽，可是却再也无法出现像《乡土中国》这样高度思辨性、全局性、概括性的“元理论”式论著。从这个角度来说，读费老的这本小书，就丝毫没有过时。
首先是一个人为中心的框架型社会关系。在乡土社会中的社会关系，是以个人为中心而发散出去的一系列社会关系。社会没有给人安排具体的权利义务，在这个基础上由个人自主形成各种社会关系，而是安排了一个框架，每个人把不同的人往这个框架上放。每个人都有父子，母子关系，但是每个人又都是不一样的。社会对具体的社会关系进行管理，是通过对一类社会关系制定了规则来实现的。儿子必须顺从父亲，但是不会说某个人必须顺从自己的父亲。典型代表就是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是一种等级秩序的体现，但从本质上说就是这个社会的规则，规范着所有人。在这个基础上又进一步衍生出了远近亲疏。春秋战国时的”礼“要求别内外，定亲疏，序长幼，明贵贱，这就要求在社会中分出远近亲疏，即区别对待。在《红楼梦》中，贾宝玉说林黛玉和他是姑表，而薛宝钗是姨表，所以林黛玉不薛宝钗亲，可见远近亲疏的深入人心。
其次是无诉。在古代，进衙门先打三十大板，刑讯逼供更是常事，善恶全凭那个高高在上的县老爷的眼睛。乡土社会的人怕打官司，出了官司不好打外，更重要的是几乎没有官司可打。由于生活在熟人社会中，谁是谁非大家自有明鉴，有过错的人必然要受到舆论和道德的谴责，所以打官司几乎没有必要，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都不会进衙门打官司，法律也因此而失去了生长的土壤。
再次是男女有别。男女有别是保持男女之间的距离。大家子的男女分分房别院的居住，平时也很少往来，像贾宝玉那样的则叫封建社会的叛逆，在日常生活中也是男女授受不亲，否则就是越礼。在农村中则表现为不可偈越的男女分工，女的就呆在家里干活，交往的永远都是婆婆大娘之类的人物，男的有空时也很少呆在家里。在中国社会中同性关系亲密，异性生疏，在西方社会是恰好相反的。
最后是“长老制“。长老制的普遍体现就是”孝“，家里的老人永远都是最高权威，任何人不得侵犯。在一个家族，就体现为族长，从以前那些浸猪笼的事例来看，族长的权力是非常大的，而且这种私刑也是受到官方认可的。在一个乡里，则表现为那些特别有权威的人，比如说阿Q正传中的赵老太爷等人物，他们没有任何职位，却人人都听从他。
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中国固然不能再叫乡土中国，但中国的乡土性却依然存在，特别是农村，依旧还是熟人社会。
费孝通先生说，“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从古至今，农民人口在社会总人口中比重是很高的，农民对社会的进步发展也作出了极大贡献。作为一名从农村走出来的学生，我感到无比骄傲。以前对自己生活的村子没有太多感想，在读完《乡土中国》后再去回想，乡土社会果然都是大同小异的。
在农村生活，土地就是命根子，也正是那些广袤的土地养活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小的时候跟随父母到田里去播种或者收割，印象最深的是刮开盖好的薄膜种玉米籽，再就是在秋收时节抱麦子。在北方，割麦是农活里最苦最累的活，农民割麦的姿势用“面朝黄土背朝天”来形容最恰当不过，母亲心疼我，没有让我割过麦穗，于是我开始找寻新的“营生”——挖苦菜。现在想来，土地真的好神奇，你播种它会生长，你不播种它也生长。苦菜就是那种自然生长的植物，挖它并不费事，田地里到处可见，不一会儿就能挖一小筐，带回家后用水淘了就能吃。“非典”那年，母亲不信任小卖部的菜种，我就天天出去挖，那段时间家里足足吃了一个月的苦菜。在乡下，生活好像不用怎么花钱，吃的自己都可以种，家家户户都有一口井，梨树、沙枣树什么的也都有，柴火有葵花杆子和玉米棒棒，逢年过节的时候买些糖果、穿件新衣裳就是了。可见，土地孕育了多少生命，人们聚村而居确有一定道理。
费孝通先生分析说，中国农民聚村而居的原因大致说来有下列几点：一、小农经营每家耕地的面积小，所以聚在一起住，住宅与耕地不会距离得过远;二、因水利灌溉的需要，他们聚在一起住，合作起来比较方便。三、为了安全，人多了容易保卫。四、土地平等继承的原则下，兄弟分别继承祖上的遗业，使人口数量在一个地方一代一代地增长，成为相当大的村落。我生长的村子是由第二点和第三点决定的，因为我们那里没有农场，也不是以姓氏命名的村落，人们聚居一起除了是种习惯外就是合作的需要，村子里称为“变工”。尤其是在打麦场、绞玉米和刨籽瓜时节，由于每家的劳力有限，人们会就近叫着乡邻一起做工，效率也高，今天一起去张三家打麦子，后天再去李四家刨籽瓜，也就是“变工”。这里没有任何商业行为，人们似乎约定俗成了某种共同遵循的规则，认为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是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乡土中国》此书，余早有耳闻，惜乎锐进之气已减，加之事务缠身，故于15年11月方粗略浏之。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解读中国传统社会，是费孝通的一个大胆而又成功的尝试。书名中的“乡土”二字，既证明了传统中国之基本属性，当然，从另一种角度来讲，也是作者观察传统中国的立足点。
传统中国是一个以土地为基本生产资料的社会，土地是固定在地球上而不可移动，由此，以此谋生的中国农民也在日常的言谈举止不免带有种种“乡土气息”(非贬义，仅仅只是一种客观的描述)。乡土社会，强调的是一种静止的、固态的生活秩序。处在这种秩序下的人们，对于秩序服从的原动力既不是横暴权力，也不是契约社会中的同意权力，而是在经年累月反复训练积累出来的传统。传统，在相对静止的社会中，具有压倒一切的权威性，这也是所谓礼治社会产生的根源。
与西方的团体格局不一样，传统国人社会生活结构偏向于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差序格局。所谓差序格局，指的是以父系亲属关系为主轴，异性亲属关系为辅轴的网络关系。这种格局通常需要研究血缘、地缘、政治地位等因素的影响。对于该概念的研究在现代广告传媒学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
此书还研究了文字下乡、男女有别、无为政治、长老政治、名实分离等问题，能够说，此书以乡土中国为基本论点，进而将研究领域扩展到了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及国民特性等问题。
本书语言朴实而又立意深远，篇章结构看似纷繁复杂实则自成一体，是不可多得的大家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