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简称《国富论》)的作者亚当﹒斯密，在经济学界有近乎神的地位。按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说法，至少300年内，人们都将在市场经济中生活，不会有人像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推翻牛顿力学那样推翻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亚当﹒斯密不仅仅是一位经济理论学家，他也为这种理论带给了有力的证据与准确的数字，确实做到了“有七分证据，不说八分话”的治学态度，而这种治学态度正是大多数中国经济学家所缺少的态度。所以，熊彼得说亚当﹒斯密注重实际，将各种不同的数字与因素一并思考，对以后作为抽象的理论奠立了基础。
斯密《国富论》一书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各个不同侧面详细而严谨地论证了如何增加国民财富和促进经济的发展繁荣。他采用了以微观经济分析为基础的宏观分析方法，综合了人性论、法律与政治理论及经济思想理论的分析视角，构成了一套完整的经济学理论体系。
运用新兴古典经济学关于劳动分工的理论，分析了劳动分工的决定因素，并进一步结合新兴古典分工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分析了不同经济实力的欠发达区域在不同的阶段如何选取最优分工网络，并借此分析了我国中西部区域经济发展缓慢的内在原因。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开篇就谈到了劳动分工。他认为劳动分工和市场竞争是国民财富增加的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但经济学发展的一百多年间，市场竞争理论得到了极大丰富，而劳动分工理论却相对显得苍白。近年来发展迅速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利用超边际分析方法，复苏了斯密关于劳动分工的重要思想。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劳动分工理论认为，劳动分工是透过制度安排而与交易费用相互决定的，即:由交易费用决定的制度安排决定劳动分工，而劳动分工透过分工经济提高制度收益，并进而降低交易费用。作者给出了两个理论模型及其修正。
之后，作者证明了劳动分工理论中的三个重要命题。
命题1:劳动分工产生递增的规模报酬，是经济进步的源泉。
命题2:劳动分工依靠于劳动分工，没有任何外生优势的单纯分工也能实现经济进步。
命题3:经济发展依靠于必须的人口规模和经济制度，在地理上表现为一个波浪式的推动过程。
另外，新兴古典分工理论证明，不同区域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对应于不同的分工水平，产生不同的增长效果。因此，欠发达区域应对不同的人口规模、制度供给、交通条件，应选取不同的分工模式。作者据此将欠发达区域分成三类，并分析了各自的分工抉择。
区域模式1:人口较多、居住密集的欠发达区域
根据命题2，此类区域即便没有任何优越的资源禀赋或比较优势，依靠自身的市场需求，选取适宜的分工模式，也能实现经济进步。
作者认为，应将此类区域细分为若干个子区域，将相关产业分类聚集，发展“园区经济”，以节约交易费用，提高专业化水平，进而产生产业簇群。
区域模式2:人口较多、居住分散的欠发达区域
此类区域以中国中西部的农业大省为典型代表。因为多数居民都分布于广大农村，交通不便，相互之间贸易的交易费用很高，制度创新的成本更高，制度供给水平低下。当务之急是提高专业化水平，以便与高水平的分工网络对接。
提高市场分工水平有两种途径。一是大力发展中小城镇，提高城市化水平，使人口更加集中，从而减少交易费用和制度创新成本。政府工作的重点是鼓励专业化的生产和服务，为个体私营企业的成长和发展带给服务。根据命题1，政府即便是有意扶持某些产业，也就应是在专业化的基础上选取以农产品为核心的分工网络。
二是融入临近区域的分工网络，即给发达区域“打工”。因为在经济发展初期或工业化前期，没有足够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来支付交易费用和学习成本，也难以承受为集中人口而进行的城市化所需耗费。而此类区域劳力成本相对低廉，因此可选取有资源禀赋或内生比较优势的临近区域，为其带给配套生产或服务。值得注意的是，政府有必要鼓励企业向专业化发展，透过产业集聚加强企业之间的信息、要素的交流，提升企业家的管理素质。
区域模式3:人口较少的欠发达区域
此类区域人口较少，无论是否集中，从理论上讲都难以独立构成一个合意的分工网络。最重要的是提高本区域在某些方面的专业化水平，以便融入发达区域高水平的分工网络。在积累了必须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经济环境得以改善后，在分工网络上能够逐步摆脱对地理交通条件的依靠，从而逐步与较高分工水平的其他区域进行贸易往来。在此过程中政府应重点扶持有必须比较优势或竞争优势的龙头企业，鼓励龙头企业并购、扩张，带动其他企业构成连锁效应和学习效应。
《国富论》是一部伟大的著作，亚当﹒斯密把人的自利心与公利心做了和谐的统一，让我们明白了自利与公利并不是彼此矛盾的，而是相辅相成的，有利于整体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社会自然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来引导着人们做出有利于社会与个人的最佳选取，没有任何政府与个人会代替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如要代替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必会带来混乱。这只“看不见的手”是什么呢斯密虽然没有直接表达，但是全书已经告诉我们，那只“看不见的手”正是人类的利己之心。
斯密《对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简称《国富论》)一书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各个不同侧面详细而严谨地论证了如何增加国民财富和促进经济的发展繁荣。他采用了以微观经济分析为基础的宏观分析方法，综合了人性论、法律与政治理论及经济思想理论的分析视角，构成了一套完整的经济学理论体系。
由于《国富论》蕴涵了诸多的经济学理论和实践分析方法，并提出了经济学原理机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研究价值和政策实施好处，本文仅对自身感兴趣或自认为有个性价值和现实好处的部分理论进行表述和评点。为避免打破原书的逻辑思维结构和思想脉络，本文以《国富论》(谢祖钧、孟晋、盛之译，国富论----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3月第一版)所列章节目录为序作以择要。
(1)斯密认为，对工资劳动者的需求务必随每一个国家的收入和资本的增加而增长。而没有后者的增加，就不可能有前者的增长。而收入和资本的增长就是国家财富的增长。没有国家财富的增长，也就不可能有对劳动力需求的增长。(第一篇，第八章，P56)在那个以农业为主导的时代，资本的增加引起社会资本总量的增加这一过程中，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劳动生产率得以不断提高，使得整个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总量在整体上大为增加。然而在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这种国家财富增长所引起的劳动力需求的增长的效果并不十分明显，甚至还有减小的趋势。同时，在我国存在着这样的现象:在国民经济持续高涨的同时(那里仅从数字能够说明，至于这个数字的准确性和可靠度则另当别论，但还是能够得出经济快速发展的结论的，只但是是程度不同而已)，尽管有劳动力需求的超多增加，但国内的就业形势却日益严峻，失业人数逐年增加。当然，这其中有人口的增长快于经济的增量、劳动力素质与就业岗位不匹配等其他方面的原因，但至少也说明斯密的这一理论没有思考到诸多的外生变量，需作进一步的改善，以使其更具代表性和说服力。
(2)斯密认为，资本在农村的利率总要比城市的高，这是由于农村金融市场规模不经济、借贷成本高、资金市场供不应求等因素引起的。(第一篇，第九章)资本在农业方面虽然对社会贡献最大(此刻已不能绝对地说是最大，用比较大的说法也许更适宜)，但利润比较小，因此对农业方面的资金投入总是不能得到满足。因此，也就出现了农村发展的两难:问题:一方面是农村建设的资金需求缺口趋于扩大，一方面却是各种金融机构不愿意在农村从事放贷业务。以斯密的思维，能够透过放宽农村金融市场的利率限制来发展农村业务，透过围绕时常利率进行自由浮动的适度高利率来弥补各种借贷成本，最后透过竞争者对市场的争夺逐渐回归到利率的正常水平，这不失为当前解决建设新农村资金筹集困难的有效途径，但在这个过程中要注意持续利率的适度高的水平，不然可能会因为高的利率带来新的高风险，就适得其反了。另外，也可透过引导和规范而不是限制和取缔各种非正规民间金融、加大政府财政支农力度等措施来解决农村市场的金融抑制。
(3)斯密认为，当一个人的资财，只能维持他几天或几个星期的生活时，他会很少思考从这笔资材中获取收入。他会尽可能地节约消费，期望依靠自身的劳动，能获得一些收入来增补这笔资财。他的资财完全来自他的劳动收入。各国的穷苦劳动者大多过的这种生活。(第二篇，第一章，P187)斯密透过分析资财的额度和可支配期限将其界定为生产性和生活性支出两部分，又将生活性支出按来源和用途细划为三种类型。这样，使我们对收入的认识逐步深化，更利于支配和使用不同类型的资财，为之后人们树立了理财观念和收支计划带给了依据。
(4)斯密认为，一个为了消费而借贷的人很快就会破产，而借钱给他的人通常也会后悔自己的愚蠢。因此，为了这样一个目的不论是借款还是贷款不管什么场合高利盘剥是不可避免的，对于双方均将不利。(第二篇，第四章，P233)既然借贷的人多为穷人，放贷的人会提高利率(如高利贷)来弥补这部分风险，但利率提高的同时又增加了还贷的风险。这样就存在了一个悖论:不管是借贷者还是放贷者，双方都存在利益的流失和各种风险，高利贷却依然能够生存下来。我认为原因是高利贷的存在包含了诸多不正当的经济和社会行为，比如黑势力介入、借款者被迫从事违法犯罪现象等。
由于当前我主要涉足的领域是农村的金融问题，所以对《国富论》中与此相关的资料进行了拜读和分析。第一篇和第二篇做了有选取的精读，第三篇是概要地阅读，第四篇和第五篇仅作大致浏览，尽管殖民地部分斯密做了最为详尽和精彩的论述，然而限于时间和篇幅，在此一一略过。上面的一些认识和观点纯属我个人的意见，期望老师和学者能够点出其中理解偏颇和谬误之处，以期更好地理解这本经济学的典范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