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富论》是亚当。斯密的作品，其中他跟我们一一分析了经济与国家的种种关系，读后笔者觉得受益匪浅。下面是由小编带来的有关《国富论》读后感5篇，以方便大家借鉴学习。
乘着2019年春节假期的预先只管，我读完了亚丹斯密的《国富论》。说起作者，很多菜，也很多产，他的另一部组作《道德起草论》也很初民。据说，本书是经济学的开山鼻祖，这也是我拜读此书的缘由。书中有大量的理论，显然不好理解。
本书分了五篇来叙述作者的观点，总结了各国在从事经济活动的经验，提出了很现代的经济观点，也批判了“重农主义”等迂腐落后的政治经济学观点。第一篇《论劳动生产力的增进的原因和论劳动生产物的自然分配给各阶级人民的顺序》重点论述了劳动分工、货币、价格等经济元素，就商品价值的组成即地租、劳动工资、资本利润展开分别论述;第二篇《论资产的性质、积累与使用》，分门别类的论述了货币、贷款、固定资本、流动资本、消费财富的观点，说明了生产性劳动和自办积累的关系。第三篇承接了前两章的原理，论不同国家的财富展，如罗马帝国衰败以后，欧洲的农业发展和城市的兴起，城市商业对农村发展的带动作用。第四篇《论政治经济学》，详细阐述了重商主义，从两个限制输出，四个限制输入的政策解剖了重商主义要义。第五篇《论君主即国家的收入》，重点论述国家应当承担的三种开支，即司法费用、国防费用、基础设施费用，其次论述了人民应当付出国家的三种收入：国有资办的利润、地租、税赋，重点论述了各种税赋的原理和利弊，最后，总结了家借债的各种情形。
不难看出，作者是从商家咱们，赞成“重商主义”和市场经济的观点，但是作者也声明，提出“重商主义”的一定是生产者，因为整个学说都是再为生产者的利益考虑，本身也是一门有立场的学说。
关于《国富论》中提到的自由，我认为，作者亚当•斯密主要在论述“贸易自由”。
他先给出一个比喻：一个家庭生产皮革、一个家庭生产弓箭，生产弓箭的家庭通过打猎获得动物毛皮，然后将自己获得的动物毛皮，卖给生产皮革的家庭获取利润;生产皮革的家庭于是有原料制造皮革，再销往市场获取利润;然而，如果生产弓箭的家庭自己打猎、自己制造皮革，那么他就不会和生产皮革的进行贸易，但是他既打猎又造皮革，显然浪费了从贸易中获取利润的机会，而且使自己精力分散无法同时做好两件事，常常顾此失彼。这个比喻说明，贸易和交换的重要意义，节约生产成本，有利于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发展。
见识到了贸易的重要意义，他进一步论述工业制造业之间的贸易，甲行业生产A原料，乙行业需要A原料才能生产B商品，B商品是丙国国民的生活必须品。这样一来，贸易的存在能够解决很多矛盾;而自由贸易的存在不仅使一商品可以在一国境内自由流通，满足一国国民需求，而且避免了一国因技术、资金等各方面原因不能生产该商品而带来的不便。斯密是这样说的：“但是，如果没有互通有无、物物交换和彼此交换，每一个人就必须为自己筹划自己需要的每一种必需品和便利品。”
他以英国的《航海法》作为反面教材，认为贸易保护主义会带来另一贸易国的报复。虽然这样的保护主义在一段时间内，会起到保护本国商人利益的作用，但是贸易的另一重要目的在于国民的消费，即消费者的利益。损民肥商，这并不是一种明智的做法。而且，在你向对方设置贸易壁垒的时候，人家也在对你进行报复，也会采取和你近似的手段。这样的状况不利于贸易自由，不利于商品的自由流通，当然也不利于资本的自由流通，实际上受损的是双方国民的利益。
但是，斯密提出“自由贸易”理论是有局限性的。
国富论》中提到了教育的重要，提倡政府推动教育的发展。亚当·斯密指出，在自由国家，政府安定主要依靠有力的舆论，而这与公民的受教育程度有关。公众教育程度越高，受教育者越多，越有公正判断的能力。
从《国富论》初版出版到今天已经两百多年了，然而，《国富论》中许多观点对于今天的社会经济活动都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首先，承认人在经济活动中的利己性是搞市场经济的前提。“人是利己的”这一人性假设被认定为是研究、从事经济学的第一块基石。书中指出，计划经济对人性的假设不符合真实的人性，而在这个错误的人性假设基础上的理论和实践也必然是错误的。人在经济活动中的利己性本来就是不言而喻的，就像买东西的人都希望买尽量便宜和好的东西，而卖东西的人都希望东西卖得价钱高一些一样自然。只有承认这个不变的定律，才能站在正确的角度上研究经济学。
其次，亚当·斯密主张分工，提倡分工的好处。这在当今社会也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分工促使专业化，分工让每个人更有效率的生产，然而我认为，在现实生活中，社会资源不会像书中前提假设的那样可以完全自由流动，即使可以，自由流动达到的社会生产状态也未必是人们最期望的，因为人们存在自身的偏好。无论是国家与国家之间，或是一国之内地区与地区之间，或是一个地区内企业与企业之间，政府或生产商出于某种长远的考虑或额外的目的会暂时采取一些违反经济基本原理的措施，例如贸易保护以扶植特殊产业等。分工对于整个社会、整个国家来说或许是合意的，但如果人为的将利益区域化，分工、自由贸易就不一定是最可取得了。
最后，亚当·斯密对于政府所论述的其作用今天仍被大多数人所认可，但今天，更多的人认为市场、经济的发展也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与适时监管。市场的作用是有限的，同时，斯密在书中将经济活动的前提过于理想化与简单化，而这些假设在现实社会中并不存在，或者说很难存在。因此基于其上的政府理论也有待完善与修改。
总之，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即使在今天，大到国家、小到个人都对我们从事经济活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迄今为止，经济学领域的主流经济学都是建立在《国富论》的基础之上的。
《国富论》，顾名思义，就是要研究什么是财富和如何增加财富的，即如何“富国裕民”的。以后的经济学家把斯密的思想简单地概括为三点：第一，追求财富增加是每个人和社会的目标;第二，利己是个人从事经济活动的动力，即人是经济人;第三，市场上价格这只“看不见的手”把个人利己的行为引导向有利于整个社会，即经济中的自由放任。这是现代人对斯密的理解，也是由古典经济学发展而来的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原则。
历史上曾出现过的各种市场经济，其中一大部分是坏市场经济。原始资本积累时期的市场经济是掠夺式市场经济——靠对海外殖民地和国内劳动人民剥削和掠夺的市场经济;东南亚、拉美和东欧国家的市场经济是一种权贵市场经济——少数人靠权力侵吞国有资产而致富，多数人堕落为赤贫者的市场经济;许多国家曾经或正在形成的贫富对立的市场经济——只注意效率而忽视公平，两极分化的市场经济;一些发展中国家出现的污染性市场经济——以环境严重破坏和生态失衡为代价来发展经济的市场经济。当然还有各种半计划半市场的伪市场经济。这些都不是斯密心中的好市场经济。
现代经济活动追求的应该是斯密理想中的既有公平又有效率、在道德基础之上运用市场机制调节的好市场经济。但这条路不是笔直的，在这个过程中出现偏差也不奇怪，关键是要及时纠正错误。例如，把GDP作为一切，用增长代替社会全面的发展。其结果是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社会矛盾加剧。这并不是说GDP不重要，只是说GDP不是惟一的。斯密在《国富论》中所强调的财富增加不等于幸福增长就是这个意思。
市场经济承认人利己的合理性，也要利用它来发展经济。这就体现在社会与企业激励机制的建立上。但做到这一点并不难，难的是还要人们建立起能克服自私的“道德情操”。我们目睹了金钱欲爆发之后的种种罪恶，会感到斯密称《道德情操论》比《国富论》更基本的含义。市场经济应该是一个讲道德的经济。没有诚信、同情心这些最基本的道德观念，市场经济就会引发灾难。道德的建立要靠法律和制度，也要靠教育。
《国富论》提出了劳动价值理论，一个人是贫是富，要看他能在什么程度上享受人生的必需品、便利品和娱乐品。但自分工完全确立以来，各人所需要的物品，仅有极小部分仰给于自己劳动，最大部分却须仰给于他人劳动。所以，他是贫是富，要看他能够支配多少劳动，换言之，要看他能够购买多少劳动。一个人占有某货物，但不愿自己消费，而愿用以交换他物，对他说来，这货物的价值，等于使他能购买或能支配的劳动量。因此，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这为我们增加国民收入水平指出了一条明路。一部苹果手机卖几百美元，中国装配工人只能拿其中的几美元，零件制造商只能拿几十美元，而苹果公司即没有提供原料也没有组织生产却能够拿走绝大部分利润。看待这个事实，我们不能简单的将其归结为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剥削压榨。我们应该认识到，收入分配取决于劳动创造的价值。中国一条流水线上的装配工人们工作了一天，装配了一千部手机，他们能获得的报酬绝不会高于他们装配这一千部手机的劳动的价值;而一个苹果公司的员工工作了一天，写了一个补丁，修补了系统的一处漏洞，应用于全球千万部苹果手机，他的劳动为用户预防了难以估量的损失，难道他不理应获得比装配工人高得多的报酬吗。所以，我们要潜心科研，占据行业中高端位置，从低端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让自己的劳动价值得到提升，这才是提升国民收入水平，全面进入小康社会的根本途径。
《国富论》虽然对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不能否认，它毕竟是一部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理论基础的著作，其中的一些理念我们不能照单全收。《国富论》中提倡分工、重视教育，这都是我国所认可并大力推行的，但它所描述的政府职责、提倡的自由放任政策却有待商榷。《国富论》认为，政府主要的任务在于对外抵御敌国，对内执行司法，并“创建并经营某些公共工程”。这也就是我们现在称之为“公共事业”的各种设施。这些的确是政府的职责，但却远远不是政府的全部职责。《国富论》主张将生产调节交给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但它没有看到市场的盲目性。比如说，今年的蒜卖的价钱很好，大家一看，第二年都去种蒜，这势必会导致第二年市场中蒜的数量饱和，只会导致蒜价狠跌，所有人都亏的血本无归。这主要是由于市场信息没能及时传递导致的。政府作为管理者，其较市场中的参与者而言具有获取信息的天然优势，若政府出手及时在宏观层面上对生产进行调控，定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上述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