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之前，完全没有意料到这是一本如此深刻而犀利的书，并且彻底颠覆了我对无比强势的电视媒体在传播信息方面作用的认识和看法。从根本上迫使我尽可能地约束自我远离被娱乐主宰的电视媒体，尝试回到书本中，更多地阅读和思考。媒介即信息，十数载以来，都是把电视媒体作为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都自鸣得意地以为获取信息的过程是一个舒适的寓教于乐的过程，当认识与观念被倾覆，当得知“把无知当知识”的过程维持了数年，改变无疑成为了一个十分艰难并且痛苦的过程。
对于这样一本书，十几年教育积攒起来的知识结构和背景完全不足以使我作出任何适当的评价，在这里，只能并且也心甘情愿地用仰望的姿态去阅读和思考它。
当然，一切的收获都只有当我能够适当地表达和阐述的时候才是真正属于我的。
关于电视的单纯娱乐性
电视本身的性质决定了它必须舍弃思想来迎合人们对视觉快感的需求，来适应娱乐业的发展。
电视中表现的世界成了这个世界应该如何存在的模型。
图像的力量足以压倒文字并使人的思考短路。
(电视观众)以为自己知道了很多事实，其实却离事实的真相越来越远。
电视新闻节目提供给观众的是娱乐而不是信息，这种情况的严重性不仅仅在于我们被剥夺了真实的信息，而且在于我们正在逐渐失去判断什么是信息的能力。无知是可以补救的，但如果我们把无知当成知识，我们该怎么办呢?
电视最大的长处是它让具体的形象进入我们心里，而不是让抽象的概念留在我们脑中。
在这里，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娱乐至死》一书解析了美国社会由印刷统治转变为电视统治，得出了由此导致社会公共话语权的特征由曾经的理性、秩序、逻辑性，逐渐转变为脱离语境、肤浅、碎化，一切公共话语以娱乐的方式出现的现象，以此来告诫公众要警惕技术的垄断。在该书中，波兹曼深入剖析了以电视为主的新媒体对人思想认识、认知方法乃至整个社会文化发展趋向的影响，令人深省，并认识到媒介危机。
《娱乐至死》这本书的前言，提到了两个预言：一个是乔治·奥威尔的预言没有实现，自由民主的根得以延续。另外一个是来自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赫胥黎认为人们会渐渐爱上压迫，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他担心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而《娱乐至死》作者想告诉大家的是，可能成为现实的恰恰是赫胥黎的预言。
前两个章节讲述了媒介的作用，作者认为某个文化中交流的媒介对于这个文化精神重心和物质重心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语言即媒介，我们的媒介即隐喻，我们的隐喻创造了我们的文化的内容。第三章和第四章从历史的角度说明了印刷机如何在美国发展壮大以及如何让通过控制大众时间、注意力等影响着美国的宗教、政治、商业社会和其他重要社会事项。为后面和电视时代的对比做好了铺垫。第五章和第六章则是讲述了阐释时代如何向娱乐时代转变，从电报、报纸、摄影术的结合部不断改变着公共话语方式，创造了一个躲躲猫的世界，到最终电视的出现，人们开始住在躲躲猫的世界里，电视是一切都以娱乐的方式呈现，时代变成了娱乐业的时代。第七章到第十章分别从电视新闻节目、政治、宗教和教育四个方面阐述了电视是如何发挥作用，把它们变成娱乐的附庸的。第十一章讲述了赫胥黎的警告，作者试图寻找解决的方法。他认为如果媒介的使用者已经了解了它的危险性，那么这种媒介就不会过于危险。
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写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因此该书批判的对象还停留在电视文化。尽管如此，作者的观点放在当今社会仍具有启发意义。
该书开篇便提到了乔治·奥威尔的《1984》和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奥威尔的《1984》描绘了一个信息与思想被“老大哥”牢牢控制住的未来世界;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则描绘了一个人类沉迷于由工业技术带来的感官刺激与欢乐、从而失去思考力的未来世界。结合美国的现实情况，波兹曼似乎更认同赫胥黎的看法，因此他想用本书告诉读者，“可能成为现实的，是赫胥黎的预言，而不是奥威尔的预言”。
尼尔·波兹曼师承麦克卢汉，是一个技术决定论者。对于文化研究，他认为“深入一种文化的最有效途径是了解这种文化中用于会话的工具”，因为“某个文化中交流的媒介对于这个文化精神重心和物质重心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波兹曼继承并发展了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的观点，认为“媒介即隐喻”，即媒介可以用一种隐蔽但有力的暗示来定义现实世界，所以它更像一种隐喻。无论是口头的语言、印刷的文字还是摄影摄像，它们都能用一种隐蔽的方式指导着人们看待和了解事物的方式。“媒介——隐喻”的关系也许是复杂的，但作者希望每一个人都能意识到，人类“创造的每一种工具都蕴含着超越其自身的意义”，正如眼镜的出现暗示人类可以不必把天赋或缺陷视为最终的命运。正是这种超越媒介表现形式之外的隐喻创造了人类社会的文化内容。
在书的第二章，波兹曼提出了另一个观点——媒介即认识论。认识论是一个复杂而晦涩的学问，所以作者将重点放在了“媒体在我们的认识论中充当了什么角色”。他认为，任何一种媒介都有共鸣(“某种特定语境中的某个特定说法获得了普遍意义”，诺思罗普·弗莱)，而共鸣就是扩大的隐喻。不论一种媒介来自何种语境，它都能越过原有的语境而延伸到新的未知的语境中，并引导人们组织思想和总结生活经历，从而影响着人们的意识与社会结构。
阅读之前，完全没有意料到这是一本如此深刻而犀利的书，并且彻底颠覆了我对无比强势的电视媒体在传播信息方面作用的认识和看法。从根本上迫使我尽可能地约束自我远离被娱乐主宰的电视媒体，尝试回到书本中，更多地阅读和思考。媒介即信息，十数载以来，都是把电视媒体作为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都自鸣得意地以为获取信息的过程是一个舒适的寓教于乐的过程，当认识与观念被倾覆，当得知“把无知当知识”的过程维持了数年，改变无疑成为了一个十分艰难并且痛苦的过程。
对于这样一本书，十几年教育积攒起来的知识结构和背景完全不足以使我作出任何适当的评价，在这里，只能并且也心甘情愿地用仰望的姿态去阅读和思考它。
当然，一切的收获都只有当我能够适当地表达和阐述的时候才是真正属于我的。
关于电视的单纯娱乐性
电视本身的性质决定了它必须舍弃思想来迎合人们对视觉快感的需求，来适应娱乐业的发展。
电视中表现的世界成了这个世界应该如何存在的模型。
图像的力量足以压倒文字并使人的思考短路。
(电视观众)以为自己知道了很多事实，其实却离事实的真相越来越远。
电视新闻节目提供给观众的是娱乐而不是信息，这种情况的严重性不仅仅在于我们被剥夺了真实的信息，而且在于我们正在逐渐失去判断什么是信息的能力。无知是可以补救的，但如果我们把无知当成知识，我们该怎么办呢?
电视最大的长处是它让具体的形象进入我们心里，而不是让抽象的概念留在我们脑中。
关于历史
历史不仅是一个世界，而且是一个活的世界，虚幻的反而是现时的。
历史的消失根本不需要如此残酷的手段，表面温和的现代技术通过为民众提供一种政治形象、瞬间快乐和安慰疗法，能够同样有效地让历史销声匿迹，也许还更恒久，并且不会遭到任何反对。
关于教育
约翰·杜威：课程内容是学习过程中最不重要的东西，也许人们对于教育最大的错误认识是，一个人学会的只有他当时正在学习的东西。其实，伴随学习的过程形成持久的态度更为重要，这些态度才是在未来发挥重要作用的东西。
教育哲学家们认为获得知识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因为其中必然有各种约束的介入。他们认为学习是要付出代价的，耐力和汗水必不可少。
西塞罗说过，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摆脱现实的奴役，而现在的年轻人正竭力作着相反的努力——为了适应现实而改变自己。
只有深刻而持久地意识到信息的结构和效应，消除对媒介的神秘感，我们才可能对电视或电脑或任何媒介获得某种程度的控制。
赫胥黎《美丽新世界》：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
在这里，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1985年电视机已经成为美国家庭娱乐的主要项目，各式节目24小时不间断播出，波兹曼认为“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
三十年后的中国情况类似。自从电视台商业化以来，为了能在收视率竞争中脱颖而出，节目娱乐化的倾向愈发强烈，尤其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国内自产的娱乐节目多如牛毛，例如早期的答题比赛和综艺秀和近期的真人秀。但可以看或者说好看的节目却并不多，是我们的口味越来越刁钻，还是我们娱乐的兴趣下降?
“问题不在于电视为我们展示具有娱乐性的内容，而在于所有的内容都以娱乐的方式表现出来”，原因在于形式与内容之间的脱离。电视节目愈发的娱乐化形式，带动了其他领域话语形式的娱乐化，甚至“涉足严肃的话语模式——新闻，政治，科学，教育，商业和宗教——然后给它们换上了娱乐的包装”，最终内容被消解。娱乐之后再无可供回味的内容。
没有形式的内容太过干涩苦味，侃侃而谈的大道理没人愿意听;没有内容的形式太过空虚无聊，哈哈一笑之后还是寂寞孤独。好看的节目或者电影必须融合形式和内容，例如《黑客帝国》中创新的“子弹时间”镜头形式与计算机统治世界的思想内核，《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中3D唯美的画面与在残酷现实和童话故事之间选择的思考。
波兹曼并不反对电视节目，毕竟它最大的好处在于“为我们提供纯粹的娱乐”，只不过不应该将电视节目的娱乐化形式扩展至其他各种领域，严肃的内容被挤压乃至被掩盖。因此，“要想解决问题，我们必须找到我们怎样看电视的方法”。
《娱乐至死》这本书的前言，提到了两个预言：一个是乔治·奥威尔的预言没有实现，自由民主的根得以延续。另外一个是来自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赫胥黎认为人们会渐渐爱上压迫，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他担心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而《娱乐至死》作者想告诉大家的是，可能成为现实的恰恰是赫胥黎的预言。
前两个章节讲述了媒介的作用，作者认为某个文化中交流的媒介对于这个文化精神重心和物质重心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语言即媒介，我们的媒介即隐喻，我们的隐喻创造了我们的文化的内容。第三章和第四章从历史的角度说明了印刷机如何在美国发展壮大以及如何让通过控制大众时间、注意力等影响着美国的宗教、政治、商业社会和其他重要社会事项。为后面和电视时代的对比做好了铺垫。第五章和第六章则是讲述了阐释时代如何向娱乐时代转变，从电报、报纸、摄影术的结合部不断改变着公共话语方式，创造了一个躲躲猫的世界，到最终电视的出现，人们开始住在躲躲猫的世界里，电视是一切都以娱乐的方式呈现，时代变成了娱乐业的时代。第七章到第十章分别从电视新闻节目、政治、宗教和教育四个方面阐述了电视是如何发挥作用，把它们变成娱乐的附庸的。第十一章讲述了赫胥黎的警告，作者试图寻找解决的方法。他认为如果媒介的使用者已经了解了它的危险性，那么这种媒介就不会过于危险。
作者认为每种媒介都有自身的特点，而这些特点规范并控制了传播内容的形式，甚至规范了决定了话语的内容。所以当媒介的形式改变，我们看待世界的角度甚至整个思维方式都随之发生改变。
"电视需要的内容和其他媒体截然不同，电视无法表现政治哲学，电视的形式注定了它同政治哲学是水火不相容的".过度娱乐的生活挖空了人们的头颅，吞噬了人们的思维能力，我们越来越忽视灵魂的需求，单纯地凭借眼、声与肉体的感官快感去衡量所见所闻，评价信息，做出判断。
媒体应当成为拓宽我们认识世界的途径，而不是剥夺我们思考的能力，将我们的灵魂变成机器媒介冰冷的附属品。
我希望媒体延伸我们的器官，用它们独有的特性将我们人自己的思考变得更有力量，而不是造出批量的文化复制品;我希望媒体锻炼我们的器官，用声、色、触给我们更加敏锐的直觉器官而不是磨钝我们的感觉，变得麻木，变得不断寻求更强的感官刺激。
《娱乐至死》是对20世纪后半叶美国文化中最重大变化的探究和哀悼：印刷术时代步入没落，而电视时代蒸蒸日上;电视改变了公众话语的内容和意义;政治、宗教、教育和任何其他公共事务领域的内容，都不可避免的被电视的表达方式重新定义。
1. 有2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
一种是让文化成为一个监狱 另一种就是把文化变成一场娱乐至死的舞台
2. 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美丽新世界》
3.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琐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而言之，如果人民退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
4. 掩藏在电视新闻节目超现实外壳下的是反交流的理论，这种理论以一种抛弃逻辑，理性和秩序的话语为特点。在美学中这种理论被称为“达达主义”，在哲学中被称为“虚无主义”，在精神病学中被称为“精神分裂症”。
初选这本书原因是书名比较喜欢可以让我这个不爱读书的人继续读下去。读完以后发现书的内容很简单易懂但给我们了许多思考和可以借鉴的话语。本书大致是说电视在美国的兴起使得公众话语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从文化、宗教、政治、教育等方面阐述这些都开始毫无怨言的成为了娱乐的附属品失去了本来的意思。借我们都将成为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本书的第一章是媒介即隐喻，隐喻是一种修辞手法，作者说媒介即隐喻也就是想说媒介在用一种隐蔽的但强有力的方法左右人们的道德和价值观。媒介的产生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化但同时也影响着文化。它给我们带来了大量的信息，但是如果我们只是接受并没有加工那么我们就成了媒介的牺牲品。
第二章是讲媒介即认识论，从印刷品到电视的出现谈人们对认识论的改变，电视出来的认识论劣与印刷制品，而且对于本身还有一定的危险，并且这种危险在逐渐蔓延。而为什么说媒介即认识论呢?我有些困惑。认识论是一个很大的概念简单的来说认识论是探讨人类认识的本质、结构，认识与客观实在的关系，认识的前提和基础，认识发生、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认识的真理标准等问题的哲学学说。又称知识论。也就是说大量的媒介的出现它开始承载知识，决定知识的形式，它所表现的无论对错好坏都成了知识。
这些让作者开始谈到印刷机统治下的美国。那时候到处都是阅读的中心，任何人都可以阅读，印刷术开始影响公众的话语形式，但也承载着一种文化。试想如果没有印刷术的出现我们的文化和知识又如何呈现和被记载呢?
“思维方法在以文字为中心的文化和以图片为中心的文化中不同体现”在作者看来人们的阅读只停留在在了一些符号，读者没有了判断力。电报技术和广告的出现是原本理性倾向的人们开始倾斜。过去人们是为了解决问题而去搜寻信息，而现在人们是得到了一些信息而去找这些信息的来源。我们的媒介环境变了，人们开始更少的去思考了。
电子技术的出现迎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我们开始进入一个躲躲猫的世界，就像游戏一样我们是蒙住眼睛走路的人，我们不能通过自己的思想去抓住想要抓住的东西，而是通过形式，支离破碎的事件去感受这些东西。这无疑是可怕的，没有了思想的人相当于一具只会呼吸的植物人，把所有的知识思想都依赖与媒介。
这一切使得我们这个时代成了娱乐业的时代。电视作为媒介更注重娱乐性和表现形式，它只是迎合人们对视觉快感的需求，通过这些形式来适应娱乐也的发展。
第七章“好……现在”是讲看电视的时候观众很少需要把上一时间段的思想或情绪带到下一个时间段。人们所有的思想都停留在了“现在”
宗教成为了娱乐的附属品。作者所说电视最大的长处是他让具体的形象进入我们的心理而不是让抽象的概念留在我们的脑中。人们对宗教的认识开始有所偏斜。往往是崇拜电视上传播宗教的那个人而非宗教本身。
政治也开始成为娱乐的附属品，一些政客更注重在电视上的形象，而信息被包装成了娱乐。在电视上他们更注重是自己的演讲形式，而观众也是看的演讲的本身而非实实在在思考其中的内涵，人们很难看到最真实的一幕。
《娱乐至死》是对20世纪后半叶美国文化中最重大变化的探究和哀悼：印刷术时代步入没落，而电视时代蒸蒸日上;电视改变了公众话语的内容和意义;政治、宗教、教育和任何其他公共事务领域的内容，都不可避免的被电视的表达方式重新定义。电视的一般表达方式是娱乐。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一切文化内容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而且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娱乐至死》这本书是从媒介(印刷术、电视)的角度来分析当今“娱乐化”社会的现象，并认为电视这一传播媒介的出现和发展形成了一种娱乐文化，这种娱乐文化一直无孔不入地渗透到当今社会的各个方面，以至于给教育、政治和宗教等各个社会领域打上了“娱乐”的烙印，使得文化成为了娱乐的附庸。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尼尔•波兹曼告诉我们《美丽新世界》里的预言：“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和“人们由于享乐失去了自由”将成为现实。未来会正如赫胥黎担心的那样，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
尼尔波兹曼所说的“娱乐至死”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他根本不在乎娱乐节目的泛滥或媒体的娱乐化倾向。他写这本书是写给自己的知识分子同行的，他呼吁他们回到书籍中去，认真地写作和思考，而不要贪恋在电台、电视节目中侃侃而谈，一夜之间曝得大名。“娱乐至死”是他对媒体知识分子的警告。他认为，印刷机更适宜于理性思考，电台电视只会沦为大众娱乐，任何有志于知识工作的人都应该清醒，回到书面写作，那才是他们该呆的地方。波兹曼也意识到了自己的观点可能被扭曲，他还特别做了如下的解释：
“为了避免我的分析被理解成对电视上的‘垃圾’的司空见惯的抱怨，我必须解释一下，我的焦点是放在认识论上，而不是放在美学或文学批评上，说实话，我对这些所谓‘垃圾’的喜爱绝不亚于其他任何人，我也非常清楚地知道，印刷机产生的垃圾可以让大峡谷满溢出来。而在生产垃圾这一点上，电视的资历还远远比不上印刷机。
因此，我对电视上的‘垃圾’绝无异议。电视上最好的东西正是这些‘垃圾’，它们不会严重威胁到任何人或任何东西。而且，我们衡量一种文化，是要看其中自认为重要的东西，而不是看那些毫无伪装的琐碎小事。这正是我们的问题所在。电视本是无足轻重的，所以，如果它强加于自己很高的使命，或者把自己表现成重要文化对话的载体，那么危险就出现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样危险的事情正是知识分子和批评家一直不断鼓励电视去做的。”
综括全书，波兹曼主要提出了两个观点：
一、电视介入政治使得原本严肃的竞选仿若综艺节目，民众热衷于政治家的花边八卦，对他们的着装外表评头论足，并让这些毫不相干的因素直接影响手中的投票器;
二、电视新闻报道的强势覆盖，大规模轰炸，使得原本多元情绪的新闻事件都变得淡化和娱乐化，主持人机械的"来看下一条"，就轻巧地将观众注意力转移，而包含在每条新闻中的应有情感正在丧失，无论观众还是传媒都在变得冷漠。
以上两者，是对上世纪80年代美国的描述，也可看作是对今天中国的预测。
虽说波兹曼的这一判断语调平和，但却内含绝望之心---电视1900年诞生至今不过百年，但它已将政治、新闻、教育乃至整个世界变成了一场喧哗缤纷的"杂耍"。在那张壮阔无比的"电视"屏幕上，无论多么残忍的谋杀，多么恐怖的地震，多么荒诞的政治丑闻，只要主持人温柔地说一声"接下来"，一切便从人们的脑海中消失得干干净净……
波兹曼举了一个例子，在今日的社会中，任何所谓的信息，在一个缺乏媒介的世界里是无法存在的，他的意思是：如果没有用来宣传它们的技术，人们就无法了解，无法把这一切纳入自己的日常生活，简言之，这些信息就不能作为文化的内容而存在。
电视本是无足轻重的，但是，如果它强加于自己很高的使命，或者把自己表现成重要文化对话的载体，那么，危险就出现了，再者，更危险的或许是它的这种想法甚至得到了大众的认可或者是鼓励。
波兹曼是麦克卢汉的信徒，他相信的是“媒体即信息”。他认为，媒体本身限制了我们感知世界的方式，以电视为代表的电子和图像革命，使得“我们对于真理的看法和对智力的定义随着新旧媒体的更替发生了很大变化。”波兹曼也不愿意自己的观点被曲解为“攻击电视”，他说“虽然电视削弱了人们的理性话语，但它的情感力量是不容忽视的”。他坚守的“电视认识论”是，不要让电视带来的情感刺激，一劳永逸地取代了印刷品带来的理性思考，这会对严肃的知识是巨大的伤害。“电视的思维方式与印刷术的思维方式是格格不入的;电视对话会助长语无伦次和无聊琐碎;‘严肃的电视’这种表达方式是自相矛盾的;电视只有一种不变的声音——娱乐的声音。”
某种程度上，波兹曼的技术决定论甚至削弱了这份警告的份量。他太关心知识分子的使命和利益，以至于失去了观察现实的耐心，连文明与野蛮的标准都有些把持不住了。例如他说，“各种各样的专制者们都深谙通过提供给民众娱乐来安抚民心的重要性，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认为民众会忽视那些不能带给他们娱乐的东西，所以他们还是常常要依靠审查制度，而且会在意这种差别，因为审查制度就是他们对付某些严肃话语的方式。现在的情况却大不相同了，所有的政治话语都采用了娱乐的形式，审查制度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那些过去的国王、沙皇和元首如果知道了这一点，会感到多么高兴啊。”
显然，这段貌似深刻的话也只对了前半部分。以我们正在经历的反低俗运动来说，并没有谁相信娱乐可以取代审查，也没有人因为娱乐而暂缓审查。恰恰相反，“反娱乐”成为了“对付某些严肃话语”的口实，而“娱乐至死”的告示牌上画着骷髅标志，正把我们驱赶到一条全新的乌托邦之路上。这条道路，正如我们看到的，其实和地狱之路一样，都是由鲜花和良好的愿望铺就的。
和波普尔一样，波兹曼提醒人们要警惕电视这个二十世纪的宠物，有所不同的是，波普尔焦虑的是电视中暴力、色情等内容对儿童的腐蚀，为此，他甚至建议政府牺牲言论自由立法对电视制片商进行管制，而波兹曼瞩目的则是电视造就了一个娱乐至死的时代，令人恐慌的不是所有严肃话题都以娱乐的形式在公共话语空间狂舞，而是娱乐本身就成了严肃话题的一部分。
就当下文化而言，“娱乐”已赢取我们这个时代“元媒介”的地位。尤其在大众文化语境中，由印刷机开创并延续经年的所谓“阐释时代”已然让位于由电视机开创的“娱乐业时代”。电视及其文化如今既是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也是我们认识世界的工具。为此，波兹曼说：“电视在安排我们交流环境方面的能力是其他媒介根本无法企及的”。而罗兰.巴特则说：“电视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神话’”。
波兹曼的忧心绝望之至，感人之至：“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琐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之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
他看来，人们会渐渐爱上压迫，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 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信息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
以下是摘抄自《娱乐至死》每章节中比较经典的语句：
第一章 媒介即隐喻
1.你根本不可能用烟雾表现哲学，它的形式已经排除了它的内容。
2.电视无法表示政治哲学，电视的形式注定了它同政治哲学是水火不相容的。
3.深入一种文化的最有效途径是了解这种文化中用于会话的工具。
4.媒介的独特之处在于，虽然它指导着我们看待和了解事物的方式，但它的这种介入却往往不为人所注意。
5.分分秒秒的存在不是上帝的意图，也不是大自然的产物，而是人类运用自己创造出来的机械和自己对话的结果。
6.书写会带来一次知觉的革命：眼睛代替耳朵而成为语言加工的器官。
7.隐喻是一种通过把某一事物和其他事物作比较来揭示该事物实质的方法。
8.理解一个事物必须引入另一事物。
9.我们的语言即媒介，我们的媒介即隐喻，我们的隐喻创造了我们的文化的内容。
第二章 媒介即认识论
1.通过共鸣，某种特定语境中的某个特定说法获得了普遍意义。
2.真理不能,也从来没有，毫无修饰的存在。他必须穿着某种合适的外衣出现，否则就可能得不到承认，这也正说明了“真理”是一种文化偏见。
3.尼采说过，任何哲学都是某个阶段生活的哲学。我们还应该加一句，任何认识论都是某个媒介发展阶段的认识论。真理，和时间一样，是人通过他自己发明的交流技术同自己进行对话的产物。
4.印刷术树立了个体的现代意识，却毁灭了中世纪的集体感和统一感;印刷术创造了散文，却把诗歌变成了一种奇异的表达形式;印刷术使现代科学成为可能，却把宗教变成了迷信;印刷术帮助了国家民族的成长，却把爱国主义变成了一种近乎致命的狭隘情感。
第三章 印刷机统治下的美国
1.不可记录汝等之教义，更不可将其印刷成文，否则汝等将永远受其束缚。
2.韦伯斯特《美国拼写读本》
3.理查德 霍夫斯塔特认为，在美国历史中一再反映出来的杰弗逊民主主义的平等、民众的思想，使许多美国人产生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反知识分子的偏见。
4.印刷机不仅是一种机器，更是一种话语结构，它排除或选择某种类型的内容，然后更不可避免地选择某一类型的受众。
第四章 印刷机统治下的思想
1.阅读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当然也是一项理性的活动
2.因为写作了《理性时代》，潘恩失去了他在开国元勋神殿中的位置。
3.广告成为一种半是心理学、半是美学的学问，理性思维只好移师其他领域了。
4.印刷术统治的时代称为“阐释时代”，新时代为“娱乐业时代”。
第五章 躲躲猫的世界
1.电报使脱离语境的信息合法化，也就是说，信息的价值不再取决于其在社会中和政治对策和行动中所起的作用而是取决于它是否新奇有趣。
2电报的传统：通过生产大量无关的信息，它完全改变了我们所称的“信息——行动比”。
写书是作者试图使思想永恒并以此为人类对话做出贡献的一种努力。所以，无论什么地方的文明人都会视焚书为反文化的罪恶行为。
对于电报来说，智力就是知道很多事情，而不是理解它们。
照片把世界表现为一个物体，而语言则把世界表现为一个概念。
过去人们是为了解决生活中的问题而搜寻信息，现在是为了让无用的信息派上用场而制造问题。
电视已经取得了“元媒介”的地位，一种不仅决定我们对世界的认识，而且决定我们怎样认识世界的工具。
第六章 娱乐业时代
1.娱乐是电视上所有话语的超意识形态，它时刻提醒着我们，没有理由为电视上的不幸哭泣。
2.思考无法在电视上得到很好地表现，电视导演很久以前就发现了。他们关心的是给观众留下印象，而不是给观众留下观点，而这正是电视所擅长的。
第七章 好。。。。现在
1.掩藏在电视新闻节目外壳下的是反交流的理论，这种理论是以一种抛弃逻辑、理性和秩序的话语为特点。在美学中，被称为“达达主义”;在哲学中，被称为“虚无主义”，在精神病学中，被称为“精神分裂症”。
2.只有通过语境我们才能判断出一个表述是否自相矛盾。自相矛盾的存在需要具备一些条件，只有在一个前后连贯的语境中，观点和事件彼此相关，自相矛盾才能成立。
第八章 走向伯利恒
1.从来没有哪个伟大的宗教领袖会给人们想要的东西，他们给的是人们应该具备的东西。
第九章 伸出你的手投上一票
1.电视广告的对象不是产品的品质，而是那些产品消费者的品质。
第十章 教学是一种娱乐活动
1.约翰杜威曾经说过，课程的内容是学习过程中最不重要的东西。
2.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们拜托现实的奴役，而现在的年轻人正竭力做着相反的努力——为了适应现实而改变自己。
3.从电视上获得的意义往往是一些具体的片段，不具备推论性，而从阅读中获得的意义往往和我们原来储备的知识相关，所以具有较强的推论性。
第十一章 赫胥黎的警告
1.只要人们虔诚的相信社会发展的必然性，它就可以长久地存在下去。
在我看来，"娱乐至死"更多地表达的是在这个消费时代大众审美的趋势，至于能不能到"死"的地步，还值得商榷。毕竟，人是矛盾体，崇高卑微、冷漠同情、自私牺牲、类似的太多矛盾情感都能附身在同一人身上，这就仿佛人体内的调节反馈机制。所以我相信人不会一味满足娱乐，乃至"死"。迟早，人天生的对崇高的追求会激发，引领正确的道路。比如“”巨大的精神荒芜后那批大学生，他们的阅读高度，也许数十年内都没有哪代人能够超越。这就是对此最好的佐证。
当然，还是感谢波兹曼，感谢他对这个时代的忠告。但是我们不得不重视这个有着铁一般事实的忠告。
每一种媒介都会对文化进行再创造——从绘画到象形符号，从字母到电视。和语言一样，每一种媒介都为思考、表达思想和抒发情感的方式提供了新的定位，从而创造出独特的话语符号。这就是麦克卢汉所说的“媒介即信息”。要说明的是，信息是关于这个世界的明确具体的说明，但是我们的媒介，包括那些使会话得以实现的符号，却没有这个功能。用尼尔波兹曼的话说，它们像是一种隐喻，用一种隐蔽但有力的暗示来定义现实世界。不管我们是通过言语还是印刷的文字或是电视摄影机来感受这个世界，这种媒介—隐喻的关系为我们将这个世界进行着分类、排序、构建、放大、缩小、着色，并且证明一切存在的理由。我们习惯将电视以及几乎一切技术——视为“中性”的东西，电视既然作为一种传播手段，我们就想当然地认为它天然就适于传播一切内容。然而和大脑一样，每种技术也有自己内在的偏向。在它的物质外壳下，它常常表现出要派何种用场的倾向。
对于媒介来说，不同的媒介由于其自身结构、传播形式和范围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特点，这些特点导致媒介具有各自的倾向，对传播的内容会有不同的效果，经过物竟天择，优胜劣汰最后迎合此媒介的内容会成为其传播内容的主体。就以电视为例，由其视觉、听觉和虚拟化的特征和单向传递，受众被动接受的缺陷使然，娱乐内容和娱乐化的文化和政治内容越来越成为电视传播内容的主体。所以我们说电视技术的倾向就是将所有的内容都以娱乐的方式表现出来。现在，波兹曼明确指出电视并不适于传播某些内容，因为诸如政治、哲学等严肃内容是不应以娱乐的方式表现的。这确实对我们富有启发和警示意义。因而今后在媒介的运用和发展上，我们应该研究其倾向性问题，利用这个特性来实现人们的目的，操控媒介的作用方向而不是被媒介“娱乐化”了。
波兹曼精准地剖析了娱乐的篡位过程。在印刷术统治世界的时代，报纸和图书是人们获得知识的唯一途径，当时的人们通过阅读报纸获得与自己生活息息相关的信息，行动与信息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一切随着电报的发明而改变，电报大大提高了信息的即时性，全球各地的新闻穿越时空距离被罗列到人们眼前，这迫使人们在无形中修正了信息的定义：它不再是对人们生活工作有着巨大影响的要素，而只是一大堆看上去提供了丰富的知识实际却毫无意义的文字符码;而接下来的这次“图像革命”则是如精确制导炸弹般击中了印刷术时代的七寸，随着摄影技术的发明和大规模应用，具有强烈视觉冲击力的照片开始统治人们的眼睛，从这个时候起，工具不再是中性的，照片重塑了语法体系。
与字词句子不同，照片无法提供给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观点和概念，除非我们自己把照片文字化，所以文字展现的世界是一个概念，照片展现的世界则是一个物体，它失去了被记录内容在真实世界中的语境，任何一段文字或者另外一张照片与它配合都可以奇妙地衍生出一段新的信息姻缘，从这个意义上讲，图像革命之后的信息已经毫无诚信可言，它可以被制作者和阐释者任意歪曲，信息接受者们不再需要如同对文字一样通过自己的抽象思考来获取知识、价值和观念，在自由世界的商业社会里，信息制作者们为了取悦大众获得不菲利润，一场盛大的娱乐盛宴必然开幕。而在铁幕之背后，它就必然成为独裁者们心爱的玩具;电视的出现终于引爆了信息原子弹，电报和照片以动态的形式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娱乐不再遮遮掩掩，它名正言顺地处死了严肃话题，大众甚至津津乐道这次弑君行动，人类臣服于电视机前，心安理得地慢慢退化。波兹曼指出：只有深刻而持久地意识到信息的结构和效应，消除对媒介的神秘感，我们才有可能对电视，或电脑，或任何其他媒介获得某种程度的控制。而人类不可能不去使用媒介，因而要通过教育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这本书中对西方媒体的娱乐倾向持一种批判的倾向，但是在展开批判的过程中，他也道出了媒介发展的大势所趋：一切都在朝着娱乐化的方向迈进。娱乐化并没有错，关键是如何能把娱乐和电视的其他功能结合起来，这是目前电视最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看《娱乐至死》的时候，让我想起了高中政治课上老师布置的一道思考题，主要是让我们通过材料分析现在越来越多的电视节目为了收视率而忽视主持人的素质和节目质量的行为。当初只是单纯的作为一个政治思考题来回答，所看到的也仅仅是对“绿色收视率”的提倡，而现在，看了尼尔_波兹曼的《娱乐至死》才让我从更深远的方面看到了我一直所忽略甚至无知的地方，引发了我对现在电视甚至是整个媒介的传播方式和人们娱乐心理的思考。
《娱乐至死》是对20世纪后半叶美国文化中最重大变化的探究和哀悼，尼尔·波兹曼承续麦克卢汉对现代日常生活与媒介的内涵揭示，从娱乐的角度透视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他在这里的文化批判，敏锐而机智：印刷术时代步入没落，而电视时代蒸蒸日上;电视改变了公众话语的内容和意义;政治、宗教、教育和任何其他公共事务领域的内容，都不可避免的被电视的表达方式重新定义。电视的一般表达方式是娱乐。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一切文化内容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而且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娱乐至死》的前言以两个著名的“反乌托邦”寓言开篇，一是奥维尔的《一九八四年》，一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波兹曼指出，奥维尔所担心的是强制禁书的律令，是极权主义统治中文化的窒息，是暴政下自由的丧失;而赫胥黎所忧虑的是我们失去禁书的理由，因为没有人还愿意去读书，是文化在欲望的放任中成为庸俗的垃圾，是人们因为娱乐而失去自由。前者恐惧于“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后者害怕“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波兹曼想告诉我们的是，奥维尔的预言已经落空，而赫胥黎的预言则可能成为现实，那将是一个娱乐至死的“美丽新世界”。
我不得不承认，尼尔·波兹曼准确且残忍地直指出了问题的重心，他对以电视文化为代表的“娱乐”已经或即将带来的悲剧性结局给予了毫不掩饰的预示或者说是定论。对于这赤裸裸的结论也使我不得不开始思考，作为传媒学院的学子，作为未来传播媒介里的工作者甚至改革者，我们该怎样在这最基础的学习阶段理清我们的努力方向?是要追逐着大众的脚步和发展轨迹继续“娱乐”下去，然后在某一年某一天带领着众人一起步上“娱乐至死”的悲剧道路，还是开始正视这个摆在我们面前严峻而悲哀的形势，想方设法开辟出另一条道路来挽救正在迈向“娱乐至死”的传媒媒介?当然，任何有脑子的人都知道，前者的路走起来会更顺畅一些，但是结局却不是我们所乐见的“娱乐至死”，空洞的不再会思考的人类社会，只能每天倚靠着电视或网络里娱乐的没有任何“营养”的内容来填充闲暇的生活，这种悲哀的结局是思想堕落的产物;后者的路或许不像前者的路那么容易走，甚至还会遇到重重未知的阻碍和羁绊，但只要人们有了这样的意识，并愿意去正视和付出行动，我相信，摆脱“娱乐至死”的结局只是时间问题。当然，我也并不是说完全不要娱乐，娱乐是必要的，只是不能上升为主要的，当娱乐上升为主要的，那就真的应验了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我们论述了半天结果也就成了人们拿来听听看看的娱乐一下的“小节目”。
当今社会，是信息飞速发展的时代，是电视和网络的时代，娱乐不可避免地成为了这个时代的主题，或许，撇除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的悲剧预示，我们还是可以让娱乐成为我们工作学习之余拿来调节身心的一剂放松药剂，只是现在的情势似乎已经超出了我所说的“让娱乐只做必要而不要上升到主要”的观点。现在的情势是我们随便打开一个频道，就能看到许多娱乐节目，随便上上网，各种八卦新闻满天飞，特别是现在的各种选秀节目，从面对草根的超级女声，到面对明星的舞林大会，甚至流传在电视和网络上的一些严肃的话题都难以避免被娱乐化的命运。
就像我之前所说的观点，我不反对娱乐，只是在它成为“必要”时我们要严加防守，杜绝让它成为“主要”。娱乐本身没什么对与错，只是它所占据的位置决定了它是否会遭到批判，而目前这种泛娱乐化的倾向让娱乐不可避免地成为了被警惕和批判的热门话题。说到娱乐化，台湾可能算是一个极至了，在那里的政治圈象演艺圈，演艺圈象政治圈。任何人都可以跳上台表演几下，在“国会”上可以撕破脸皮打架，也算是一大奇观了。民主是民主了，不过这种民主却透露出一种衰朽的气息。这样的例子给我们的思考和“榜样”，我想不是我们能避而不见，充耳不闻的吧?反观中国的传播媒介市场，作为我们国家的中央电视台，也难逃娱乐化的命运。从十套几个节目的变化我们就能感觉到电视节目娱乐化的倾向。《百家讲坛》请来的都是名家，让他们对某部书或者某个事件做分析、讲解，为了适用更多观众的要求，争取更多受众，演讲者俏皮幽默的举止言行、出位的观点是首要的，严密的论证被放到了后面(当然，这是被电视传播特点所决定了的)，制作者在单调画面中间不时插播精心制作的图片、视频等以取悦观众。当然，易中天和刘心武在演讲之余引发的讨论热潮是制作者没想到的，这样娱乐化的争论方式让《百家讲坛》受到更多人关注更在制作者意料之外。不得不说，让严肃节目娱乐起来是电视节目制作者和观众共同努力的结果。再比如《百科探密》栏目，原来探讨科学话题的节目在娱乐化的倾向下开始追求猎奇的卖点，夸大处理各种视觉效果，营造诡异、惊悚的氛围。连一个国家的电视台都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娱乐”的传播媒介，我们还能装作视若无睹地继续跟着大家一起“娱乐”下去，直到走上“娱乐至死”的结局吗?当然不能。我们要做的，不是继续视若无睹地“娱乐”下去，然后在“娱乐至死”的结局面前毫无反抗能力的沦为“被娱乐”的对象。而是要站出来，对这疯狂的“娱乐”发展趋势加以遏制，让它永远只能呆在“必要”的位置，而没有机会爬到“主要”的位置。
在《娱乐至死》里，我们还有一个不得不重视的问题，那就是电视的出现对书籍的冲击。当然，电视是承载传播“娱乐”的主要媒介，不过波兹曼并非对电视进行谴责，他承认其在生活中的合理性，他所担心的是当电视成为生活中主流，人们的思维和文化气候会被彻底改变。当人们习惯了用娱乐化的标准评价事物时，他们会拒绝思考，把娱乐性、自身的满足看作是最重要的，并完全的合理化，而且电视对书籍的冲击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对少年和儿童，当人们都把感官的刺激和瞬间的愉悦视为要义，文化也就随之失去了思考的深度，变成碎片一样的东西。总的来说，还是“娱乐化”所带来的需要深索的问题，说多了反而也成为了一种趋附“娱乐至死”的论调了。
如今的状况已经不存在是非对错的判断了，娱乐的呼声自然有他巨大的合理性，只是希望对自己所在的时代和环境有清醒认识的人，可以读一读波兹曼的《娱乐至死》，或许这会对你有所触动和助益，至少不要沦为推动“娱乐至死”结局里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