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创造了象征性的世界来表现被异化的困境，《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被生活压倒喘不过气来。下面小编给大家整理的变形记读书心得范文五篇，希望大家喜欢!
《变形记》是卡夫卡的代表性作品，也是西方现代派文学的经典之作。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一般把卡夫卡和他的作品归入“表现主义文学”中。
表现主义文学兴起于20世纪初，极盛于20和30年代的德、美等国家。它首先出现在绘画界，是对以莫奈为代表的印象主义画派的反驳。表现主义作家不满于印象主义注重外在的客观事物(如光和影)的描绘，要求突破事物的表象而表现事物内在的实质，要求突破对人的行为的描写而揭示其内在的灵魂，要求突破对暂时现象的抒写而展示永恒的品质和真理。他们深受康德的哲学、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影响，强调描写人们的主观世界、直觉和潜意识，用特殊手法来反映现实世界。表现主义文学在诗歌、小说、戏剧各领域都产生过一大批有影响的作家。卡夫卡是小说领域的杰出代表。卡夫卡一生写过不少短篇小说，有许多生前没有发表过，《变形记》是发表过的。国外的文学评论家在他们的著述中经常论及《变形记》，认为它是20世纪西方现代派文学中一篇颇为重要的作品。它的重要性在于，深刻而尖锐地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一些带本质性的问题，譬如普遍存在的人的“异化”现象，譬如人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时刻都有的灾难感，譬如人与人之间不能理解、沟通的孤独感等等。
著名外国文学学者袁可嘉先生指出：“现代派在思想内容方面的典型特征是它在4种基本关系上所表现出来的全面的扭曲和严重的异化：在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包括大自然、人性和物质世界)和人与自我4种关系上的尖锐矛盾和畸形脱节，以及由之产生的精神创伤和变态心理，悲观绝望的情绪和虚无主义的思想。这4种关系的全面异化是由现代资本主义关系的腐蚀作用所造成的，它们是在它的巨大压力下被扭曲的。现代派文学的社会意义和认识价值也正在于此。”(《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前言》第5页，袁可嘉，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我以为，袁可嘉先生的这一论述是深刻的、全面的，抓住了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本质特征。循着这样一种思路，我们来分析一下《变形记》的思想内容。
先看《变形记》中对人与社会关系的揭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应当是部分与整体的相辅相成的关系。但自从有阶级以来，这种关系就不断地处于摩擦、冲突、对立之中;特别是进入资本主义历史阶段之后，随着工业、科技的高度发展，物质的不断积累，人与社会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人不再是社会的主人，而异化成了物、动物、非人。正如马克思给“异化”所下的定义那样：“物对人的统治，死的劳动对活的劳动的统治，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卡夫卡生活在奥匈帝国行将崩溃的时代，目睹了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特别是他在工伤保险公司工作时，接触了许多被劳动致残而一贫如洗的工人，使他认识到“富人的奢侈是以穷人的贫困为代价的”，下层人民越来越难以掌握自己的命运。这正是卡夫卡创作《变形记》的时代、生活背景。18、19世纪的作家一般是从社会人的角度去揭示、批判具体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如专制政体、官僚政治、道德堕落等等，目标比较具体明确。而卡夫卡这些现代派作家，则是从个人的、人性的角度去揭示和否定整个社会，目标是笼统的、抽象的、全面的。这就比现实主义作家的揭露更加尖锐、彻底。在《变形记》中，主人公格里高尔一夜之间变成了一只大甲虫，造成人变虫的深层原因，就是社会环境的严酷和劳动本身的机械、繁重。公司老板严密地统治着整个公司和每一个雇员，秘书主任时刻监督着每一个员工的行动，就连医生也是一味站在老板一边，从不会为员工说话。职业呢?是旅行推销员，一个“多么累人的差事”，每天4点钟就得起床赶火车，成年累月在外奔波，饮食很差又不定时，由于工作关系，连个知己的朋友也没有。弄得晕头转向，“痴痴呆呆”。格里高尔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环境，这样一份职业。这环境是具体的，但更是抽象的、普遍的，绝大多数人所每天面对的。人在这样一个社会环境中，逐渐变得麻木、机械、萎缩，成为工具、成为“非人”。人变甲虫，是多么荒诞的事情，但又深刻而尖锐地表现了社会与人之间一种可怕的“异化”关系。在这一关系中，社会是强大的，而人是被动的、软弱的。
再看《变形记》中对人与人关系的描写，这是小说的重心所在。格里高尔在父亲的公司破产、全家处于困顿的境况下，去当旅行推销员，挑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他在家里是受到尊重和爱戴的。当一个人被人依赖时，他与别人的关系自然会处于正常状态。但格里高尔一朝成了大甲虫，父子关系、母子关系、兄妹关系突然间发生了180度的转变，显示出一幅极端自私、冷漠、残酷、无法沟通的可怕图景，亲情、伦理之情荡然无存。格里高尔虽然成了甲虫，但作为人的思想感情还在。他为不能按时上班而着急，他为老板要炒他的“鱿鱼”而焦虑，他为父亲暗暗地存了一笔钱而欣慰，他为妹妹明年上音乐学院的事而筹划，他为今后一家人的生计而忧心……这是一个善良、勤劳、正直、有责任心的优秀青年。但专横暴躁的父亲却全忘了昔日的父子之情，害怕“家丑”外扬，要把他赶回房间关起来。他甚至怀疑儿子会对家人采取暴力行为，而恫吓他、用苹果砸他，想致他于死命。慈父之爱在他身上已消失殆尽，暴露出来的是极端的自我中心主义。母亲对儿子的感情似乎要深一点，她同情儿子遭受的厄运，她不能接受儿子变成甲虫的事实，因此悲痛欲绝，但她内心已把儿子当作一个沉重的累赘了。更可恨的是妹妹葛蕾特。哥哥最喜欢他，时刻想的是她的快乐、前途，当哥哥最初变形后，她尚能做一点照料工作，如打扫房间、送饭等。但时间一久，她就再也“受不了了”。她痛哭着向父亲请求：“我们必须设法摆脱他”，“他必须离开这儿”。并狡猾地辩解说：这只大甲虫并不是格里高尔，如果是的话，他就应该“自愿跑掉”。这实际是在暗示格里高尔。她还无中生有地说：格里高尔会“要了你们俩(指父母亲)的命”，他在“迫害大家”，“想占领整幢寓所”。这一番歇斯底里的哭诉，把她内心的自私、狡黠、冷酷暴露得淋漓尽致。格里高尔对一家人的言语行动，并没有惊诧，也没有愤怒，而是用一种清醒的、“平和”的、“沉思”的心态，接受了这种事实。他一边“怀着深情和爱意回忆他的一家人”，一边悄悄地死去了。他的死，使萨姆沙一家如释重负，大家沐浴着三月的春风，一身轻松出外郊游去了。格里高尔的死并没有影响了别人的生活。这就是资本主义世界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每个人都是自我中心主义者，维系人际关系的是金钱、利益，这种维系一旦断裂，人与人之间就只剩了对峙、冲突、隔膜、猜忌、残杀。卡夫卡用冷漠的笔调，描写了一幅冷漠的人间图画。
最后我们来看看《变形记》中对人与自然关系、人与自我关系的展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也包括人与人的本性的关系。在人的本性中，既有自然性的一面，也有社会性的一面，二者的结合构成了完整的人性。正是在这一点上，《变形记》表现了对人的本性的揭示与否定，在冷漠、沉重的现实世界中，人已经难以保全自己的本性，人分裂了、异化了，即便你还有意识、思想和情感，但躯壳已变为动物，变为动物的人还是人吗?这是现代派作家对人的本性的深刻透视。在人与自我的关系上，现代派作家在现代心理学的影响下，对自我的稳定性、可靠性、理性等都产生了深刻的怀疑。认为自我的核心不是理性而是本能(欲望)和潜意识，因此在作品中大量表现人物意识的混沌与虚幻。《变形记》是荒诞不经的，我们完全可以把它看作作家的一场“梦魇”或者一种潜意识活动。小说所表现的是不少现代派作品共同的主题：丧失自我的悲哀和寻找自我的失败。格里高尔在“累人的差事”和生活的重压下，已经完全失掉了自我。他想找回生活的乐趣、自我的价值，但彻底失败了，变成了一只人人恐惧、厌恶的大甲虫。大甲虫是一个绝妙的艺术象征，它象征了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异化”处境，它象征了自我的一种怯懦、逃避和封闭。卑微的小人物是无力同现实抗衡的，他只能躲进甲壳中，忍受孤独，冷眼世界。
卡尔维诺在1982年讲稿里说，博尔赫斯的每个小说，多少都在映射宇宙的无限性;镜子、死亡、黑暗、永恒;然而，博尔赫斯自己说道，无限性是卡夫卡小说的特性。他漫无边际的黑暗，他叙述的故事中那些深不可测的权威。如此说来，按照“形式与内容统一”的概念，那么他未完的《城堡》也是“无限性”的体现之一：毕竟，如果k最后有一个结局，那就无法体现永无至尽的黑暗了，一个句号，意味着他不再与骑桶人、乡村医生们一起，永远处于“未完成”的坠落之旅。《小径分岔的花园》里提到了一个没有结尾的小说：一个永远未完成的小说暗示着永未完成的时间。而卡夫卡，则是用未完成的小说暗示永无止境的世界。
另一个启示是马尔克斯的着名故事：在阁楼上读到“格里高里清早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甲虫”，然后大呼“小说可以这样写?”然后就开始他的伟大征途了。很难说清，还有多少人用何种方式在卡夫卡的文本里获得经验，另加诠释?于我来说，初读《骑桶人》时，看到“我”越飞越远，“终于消失”时，被这个奇妙的叙述角度搅得思考不能。但于他，似乎怎么解释，都不怎么完善。
诠释和解读，易让人钻牛角尖。我们回望卡夫卡那些让人震慑的东西，包括《城堡》那永无止境的长，《乡村医生》的完全非逻辑性，《骑桶人》的轻逸与自我消失，《变形记》让马尔克斯震撼的、完全不加解释的变化过程。卡夫卡之令世界惊异不是因为他的繁丽多变，而是他的简约。他去掉了太多太多现代小说约定俗成的规矩，扭转了它们。相比起来，海明威自认为把英语的乱毛剪了个干净，但他至少是在一个正常的世界里叙事。卡夫卡则远在其外：语言以及他的精神另构成一个世界，完全不合逻辑，只符合语言本身。维特根斯坦以为，哲学是种语言游戏，卡夫卡就是在玩这种游戏——虽然，如大多数文本的色彩所暗示的，他也许并不快乐。社会学家会认为那是周遭世界对他心灵的投影——倘若真的这么想，那就太低估了卡夫卡的精神世界。
我就是这样想象他的：他一路走来，信手破坏了所有即定规则;他破掉了文本们故步自封的玻璃罩，给出了万千众像折射的可能性。由于这些规则此前如此森罗密布，于是，他的破坏如此触目，以至于像爆破的火焰一样，激发了博尔赫斯、马尔克斯们的联想和赞叹。但他自己对解读却不置一词(也因为布罗德发表这一切时，他已经死了)。对他的一些解析，譬如绝望，譬如灰暗，譬如敏感，想必都是准确的;但对于他的奇思妙想，我倾向于认为，那是他的破坏行为，而不是构建。虽然这种破坏最终构建了另一种属于他的体系和世界，并且在多年以来，成为20世纪文本的新传说。
奥地利作家弗兰茨·卡夫卡(Franz·Kafka，1833～1924)是20世纪德语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文学家之一，是西方现代派文学的鼻祖，表现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后现代派文学的奠基人之一。1
美国剧作家W·H·奥登曾经说：“就作家与其所处时代的关系而论，当代能与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相提并论的第一人是卡夫卡„„卡夫卡对于我们至关重要，因为他的困境就是现代人的困境。”2
创作于1920__年发表于1920__年的短篇小说《变形记》是卡夫卡最经典的作品之一。小说讲述了一个小职员一觉醒来变成甲虫的故事，卡夫卡用冷冷的笔调将一个骇人听闻的事件描述得如同再平常不过的发生，“现实”与“荒诞”的界限在《变形记》中奇异地隐去了痕迹。
1.浅谈“人性观”
不言而喻，人与动物的区别问题是探讨人性观的关键问题，是定位和阐释“人性”一词必须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伊斯兰教等有神论思想认为：人性是神特殊造化的人类本性。人性最突出的特征是对神的信仰和坚持稳定的社会规则。简言之，人性就是人类所特殊具有的不同于其它一切生物的道德和责任。
近代无神论者的研究理论则说人是由动物进化而来的，人类最近的亲缘是灵长类动物。马克思主义人性观更是明确地指出，“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是人类的根本属性。全面的需求是人类存在与发展的最终目的和根本动力。人性的表现形态是包括人的自然属性在内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人性观”就是人们对于人性的认识，对于社会和整个外部世界的理解与立场，以及由此而发生的动机和行为决策。
在卡夫卡的作品《变形记》中，主人公格里高尔一觉醒来异化为非人的甲虫，变形后被世界遗弃使他的心境极度悲凉，三次试图与亲人及外界交流失败后，最终悄然死亡。
《变形记》折射了当时西方人真实的生存状态，小说用近乎荒诞的表现手法描述了人类社会的竞争激化、感情淡化、压力恶化和个性消亡化。一个本应享有人性尊严和秉持人性特征的个体人，在社会上求生存举步维艰，在家庭中求温暖心寒绝望。在小说的背景环境里，个体灵魂的无力遭逢群体信仰的破碎，社会角色跟家庭角色的双重异化使得人性被逼到了扭曲的死角。 可以说在卡夫卡为数不多的文学作品里，《变形记》是作者对于其本人人性观的最集中映照和最深刻表达。 2.社会角色——人性的全面异化
《变形记》之所在德语文学史上拥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是因为它第一次深刻地描写了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存在的“异化”现象。值得着重一提的是，作者卡夫卡之所以将人在一夜之间异化成甲虫——这本应是荒诞至极的事情处理得好像是一种必然的，极普遍的，不足为奇的事情，除了文学语言上的技巧外，最关键的还是因为他深刻地剖析了人性的死穴，紧紧地抓住了社会现象的本质。
20世纪以来，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生活节奏的加快，资本主义世界里人们之间的生存竞争日趋白热化。然而正是在这种狭窄的生存空间里，过细的社会分工、高强度高重复的工作又使许多劳动者的精神畸形乃至崩溃。由金钱、机器、生产方式等构成的“物”逐渐操纵了“人”，把“人”变成了“物”的奴隶，使“人”最终也变成了“物”，或者说使人性最终异化成物性。一个不能支配自己的“非人”和其他动物有什么两样?变成甲虫不也很自然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这种异化的现象归结成是“物对人的统治，死的劳动对活的劳动的统治，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
2.没有永恒的人性，只有永恒的利益
从社会学角度看，《变形记》 揭示的是异化的社会现实。人变为甲虫自然是异化 ，但更可怕更深层的异化是由此而发生的家庭关系以及其它各种社会关系的畸变。
格里高尔是家庭的经济支柱，一家人全要靠他的收入维持生计，他也视此为自己的责任。他努力工作，拼命挣钱，使得一家人能够生活得安宁、 满足。总之，在他变形之前他的家庭像一般的家庭一样不失亲情。然而当他变成甲虫，不能再去上班挣钱，不能再为家庭提供经济来源，无法再与家庭保持以往的那种经济联系以后，温情脉脉的家庭伦理之爱不复存在了，所谓的亲情显露出了虚假性：一看到他的 “虫” 模样，他的母亲惊得昏厥倒地;他的父亲则对他暴跳如雷，甚至用苹果砸他。而妹妹，虽然在开始时还对哥哥抱有同情和怜悯之心，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渐渐地嫌恶了他。到最后，全家人都把变成甲虫的格里高尔当作包袱。当“它”在孤独寂寞中凄然死去以后，全家人如释重负，作了一次轻松的郊游，并谈起了新的梦想和美好的前途。8
卡夫卡曾说：“人们互相间都有绳索连接着。如果哪个人身上的绳子松了，他就会悬吊在空中，比别人低一段，那就够糟;如果哪个人身上的绳索全断了，他跌落下去，那就可怕极了。所以必须和其他人捆在一起。”
卡夫卡在这里表达了一个十分残酷的真理：维系着人与人之间温情的传统宗法在现代社会已被异化为主要靠经济的联系，这正是格里高尔变形后可怕经历的注脚。金钱是维系格里高尔与家庭的绳索和纽带，这条绳索断了，家庭伦常、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也就发生了裂变。作者在这里揭示了西方社会中近乎残酷的伦理关系状况和社会关系实质，而这些恰恰是制约人性的瓶颈因素。
3.坚硬的壳，脆弱的心
在人和社会关系中，人的变形是一种象征。在工业社会里人们盲目地追求财富，却损害了机体的美好，而机体的美好恰恰是享受财富乐趣的基础和前提。更严重的损害体现在精神上：无头脑的劳碌，使人永远处在疲劳中;不再讲究优美的风度和高尚的情操;独处时不再有理智的思考和自省;人与人之间也不再有推心置腹的交往。
格里高尔的内心每天都处在高度紧张的状态。他随时可能因一点小差错被解雇。一想到老板的债还要五、六年才能还清，他不得不谨慎行事，时时都有要发生天灾人祸的灾难感、恐惧感压在心头。文中这样说到：“快七点了，母亲催他起床去上班。他要回答母亲的呼喊，却发不出人的声音，只会吱吱叫。”
这个现象居然没有引发格里高尔注意自己变成虫的事实，因为他被一种更可怕的焦虑淹没了——万一赶不上火车，耽误了老板的事，自己被革职怎么办?年老的父母和年幼的妹妹何以为生?这种心态对一个小职员来说，非常的真实。此时读者被震撼了：人在变成非人的事实面前，不是为自身的不幸而恐惧痛苦，却是焦虑变成虫给其他亲人带来的损失。格里高尔变形后被遗弃的境遇和悲凉凄苦的心灵世界进一步向我们展示了西方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由于无法沟通而造成的孤独、悲哀和冷漠。与家人嫌弃、厌恶的态度相比，格里高尔虫化后的坚硬躯壳之下仍然保持着人的心灵世界的纯洁和温情。每一位读者都会觉得此时的格里高尔仍是人而不是虫。然而在他所处的世界中，他的外形是甲虫，因此他的一片“人”心无法被他人理解和接受。他渴望人的理解，而一只甲虫寻求理解的企图却导致他彻底被躲闪厌弃直至形体毁灭的悲剧。
小说中格里高尔的变形折射出西方现代人在另一层面上的生存状态：人们带着面具扮演种种角色，互相企求理解却又各自把内心深深隐藏。这种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和由隔膜造成的孤独，正是人与人之间互相视为异类的异化状态。12
在《变形记》里，卡夫卡把人变形成甲虫，人为地扯断了主人公和他周围之间所有社会的道德的甚至是纯生物上的联系，力图以此证明，人在社会中的真正地位是由于自己悲剧性的和无法克服的孤独决定的。人不过生活在荒漠，或者说生活在真空里，忘记了自己所处的悲剧处境。
每个人的社会属性都好似一只甲虫，坚硬的外壳之下是一颗柔软脆弱又孤独绝望的心。
奥地利德语作家弗兰茨·卡夫卡(Franz Kafka，1883-1924)是20世纪欧洲文坛上一位独特的作家，在现代主义文学中，卡夫卡被称为“荒诞文学之父”。说起卡夫卡笔下的荒诞世界，人们首先就会想起他的《变形记》，短篇小说《变形记》完成于1920__年，1915发表在月刊《白色书刊》10月号上。这篇小说一经出版，立刻引起了读者的极大讶异与关注。《变形记》作为卡夫卡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体现了卡夫卡艺术上最鲜明的荒诞特征，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变形记》中的荒诞世界。
一、荒诞变形中透着真实
这是一篇典型的卡夫卡式小说。卡夫卡用简单通俗的语言给我们讲了一个荒诞、非逻辑性的故事情节。小说写了一个名叫格里高尔·萨姆沙的旅行推销员，一天早晨从梦中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大甲虫，这是一件让人感到多么可怕和难以置信的事情：
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他仰卧着，那坚硬得像铁甲一般的背贴着床，他稍稍抬了抬头，便看见自己那穹顶似的棕色肚子分成了好多块弧形的硬片，被子几乎盖不住肚子尖，都快滑下来了。比起偌大的身躯来，他那许多只腿真是细得可怜，都在他眼前无可奈何地舞动着。 “我出了什么事啦?”他想。这可不是梦......
接下来，主人公格里高尔·萨姆沙的行为也是让人匪夷所思：面对突如其来的这个厄运，格里高尔·萨姆沙没有像一般人有的恐惧、害怕，而是非常平静地琢磨他作为一名推销员的艰辛，惦记着他得赶紧上路工作，思考着如何替自己找一个迟到的理由。他实在觉得“身体挺不错，只除了有些困乏”!
这真是一件怪诞离奇、不可思议的事情，甚至连一点儿预兆都没有，更让人觉得荒诞的是主人公格里高尔·萨姆沙。虽然从外形到生活习性都已经虫化，他的“语言”和声音已让人听不懂，但他仍然有人的思维和理性，有强烈的生存要求和人性本能，清醒地活在人间，依然能感受到他的母亲和妹妹葛蕾特对他的突然“虫化”后的焦急和同情。
主人公格里高尔·萨姆沙在一场恶梦之后，变成了一只大甲虫。这是在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可能发生和存在的事情，它完全是一个荒谬虚妄之说。但由于作者采用了现实主义的笔触，对格里高尔生活的社会环境做了极其逼真细致的描述，就使得荒谬虚妄之说落到了真实之处，产生了合乎真实的效果。在作品中，主人公生活、工作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他在一家衣料公司里当旅行推销员，这是一件“累人的差使”，“长年累月到处奔波，比坐办公室辛苦多了，再加上还有经常出门的烦恼，担心各次火车的倒换、不定时而且低劣的伙食„„”，“这家公司的老板，对待雇员们粗暴专横、冷酷多疑，职员们只要有小小的差错，马上就会招来最大的怀疑”，“格里高尔只是为了养活家庭，为父母还清债务，一直谨小慎微、忠于职守地工作着”。尽管如此，“旅行推销员在公司里不讨人喜欢，„„大家以为他们赚的是大钱，过的是逍遥自在的日子”，由于“旅行推销员几乎长年不在办公室，他们就很容易成为闲话，怪罪和飞短流长的目标，可他自己却几乎完全不知道，所以防不胜防，直待他精疲力竭地转完一个圈子回到家里，这才亲自体验到连原因都无法找寻的恶果落到了自己的身上。”作品中对格里高尔生活、工作环境真实细致的描述，使读者感觉到，格里高尔的异化和变形，并非是不可能的，而是完全可能的。这样一来，人变成甲虫这种荒诞离奇的故事，竟成为真实可信的事了。卡夫卡运用写实主义的手法， 去表现违反现实的事件，变荒诞为真实。
格里高尔变成甲虫后，他的内心世界同他的外界行为却是一对矛盾体。心里是想着逃避压力和责任的，但真有虫形，仍难以摆脱作为人的烦恼。他认为这“纯属心理作用”，这一切不过是个幻觉，竟忙着挪动自己的虫子身体要赶往公司，直到秘书主任亲自登门问罪，格里高尔的内心
愿望才得以真正实现——咄咄逼人的怪样把平常趾高气扬的主任吓得逃跑，而他不再是那个受气包推销员。自然他也真正地梦想成真，摆脱了与这份差事的瓜葛。这显然比起他只是生了一场重病要来得干脆利落——因为在他老板的医药顾问看来，世界上除了健康之至的假病号，再也没有第二种人了。格里高尔除了父亲挥动手杖赶他让他受点伤外，他竟发现他的食欲这时竟出奇的旺盛!
这个对于我们讲很荒谬不合情理的行为，恰恰是卡夫卡用反传统的思维方式给予我们一个“非理性”的真实———主人公格里高尔·萨姆沙骨子里头真是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虫，因为只有成为一个寄生动物，才能摆脱作为人应承担的责任和烦恼，他才能获得彻底的自由。我们在这充满着象征，寓意的梦魇世界里，荒诞的情节和非世俗常人的人物中找到了真实。
二、荒诞变形中的平淡叙述
初读《变形记》的人，心理上会产生一种很不习惯的审美感受。人们往往把这种不习惯归咎于作品中“人变甲虫”的内容。如果硬要说我们审美时所感受到的“不习惯”确实与《变形记》的“变形”有关，那么这个“变形”的所指其实并不是格里高尔的变成甲虫，而是卡夫卡的美学，是他叙说格里高尔变形的话语方式。昆德拉说:“卡夫卡，首先是一场巨大的美学革命，一个艺术的奇迹。”“这个人用它的晦暗不明的美学把我们置于一种难堪之中。”
哥伦比亚著名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说：“是卡夫卡使我懂得了可以用另外的方法写作。”作为卡夫卡美学革命的主要方面之一，即马氏所言的“另外的方法”，其实就是他在《变形记》等小说中所采用的“变形”了的话语方式。如果说，卡夫卡的创作意味着一场“美学革命”，那么这场“革命”的起点当始于《变形记》开头的第一句话：“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这个著名的开头用一个极为平淡无奇的语句，推出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灾难性事件，也使我们“发现”了卡夫卡“变形”的美学的革命意义。
卡夫卡用合乎情理的叙述去表现荒诞的事件，使不合理的事件顺理成章的合理化。作品中的主人公格里高尔，原是家庭中经济上的台柱子，他整日地为一家人的生活到处奔波，由于他的疲于奔命的工作，全家人的生活才得以维持。然而，当格里高尔变形(实为突然生病致残)后，不但未得到家人们的关怀照顾，反而受到了厌弃冷遇。母亲不敢也不愿意来看他。妹妹葛蕾特起初曾对他表示同情和怜悯，她每天给格里高尔送来一些食物，但后来也懒得来照顾他了。父亲更是两次打伤了他。家里将格里高尔的寝室当了贮藏室，他整天躺在房间里最阴暗的地方，谁也不来看他照顾他。他死后，不仅未引起亲人们的悲哀，恰好相反，他们好像除掉了一件沉重的包袱一样的轻快。次日，一家三口人特地到郊外旅游，“车厢里充满温暖的阳光，只有他们这几个乘客，他们舒服地靠在椅背上谈起了将来的前途。”亲属们的这种冷漠态度，实在令人愤慨。但作者并未写出任何谴责的语言。相反，他让作品给读者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亲人们对格里高尔的态度是合情合理，无可指责的。
为什么呢? 因为格里高尔已经变了。他已不再是人，不但在体形上已不再是人，而且连语言和生活习性上都已不再是人了。在体形上，格里高尔长着“坚硬得像铁甲一样的背”，“穹顶似的棕色肚子分成好多块弧形的硬片”，“比起偌大的身躯来，他那许多只腿真是细得可怜，都在他眼前无可奈何地舞动着。”这就是说，格里高尔变为甲虫，不是虚妄的想象，而是真正地从人形蜕变成甲虫形了。既然如此，当然就要按最适合于甲虫生活方式的办法对待，那样才是合乎情理的，如果再按照对待人的方式去对待甲虫，反倒不合情理了。
《变形记》的这种将亲属们对格里高尔的极不符合人情天理的态度，用完全合乎情理的手法安排叙述，使得本来不合情理的事情，竟然完全变成了合乎情理的事情，使人不得不叹服卡夫卡真不愧为本世纪最杰出的文学大师之一。一切看起来都那么平淡、真实。
《变形记》是卡夫卡的代表性作品，也是西方现代派文学的经典之作。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一般把卡夫卡和他的作品归入“表现主义文学”中。
著名外国文学学者袁可嘉先生指出：“现代派在思想内容方面的典型特征是它在4种基本关系上所表现出来的全面的扭曲和严重的异化：在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包括大自然、人性和物质世界)和人与自我4种关系上的尖锐矛盾和畸形脱节，以及由之产生的精神创伤和变态心理，悲观绝望的情绪和虚无主义的思想。这4种关系的全面异化是由现代资本主义关系的腐蚀作用所造成的，它们是在它的巨大压力下被扭曲的。现代派文学的社会意义和认识价值也正在于此。”(《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前言》第5页，袁可嘉，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我以为，袁可嘉先生的这一论述是深刻的、全面的，抓住了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本质特征。循着这样一种思路，我们来分析一下《变形记》的思想内容。
18、19世纪的作家一般是从社会人的角度去揭示、批判具体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如专制政体、官僚政治、道德堕落等等，目标比较具体明确。而卡夫卡这些现代派作家，则是从个人的、人性的角度去揭示和否定整个社会，目标是笼统的、抽象的、全面的。这就比现实主义作家的揭露更加尖锐、彻底。在《变形记》中，主人公格里高尔一夜之间变成了一只大甲虫，造成人变虫的深层原因，就是社会环境的严酷和劳动本身的机械、繁重。公司老板严密地统治着整个公司和每一个雇员，秘书主任时刻监督着每一个员工的行动，就连医生也是一味站在老板一边，从不会为员工说话。职业呢?是旅行推销员，一个“多么累人的差事”，每天4点钟就得起床赶火车，成年累月在外奔波，饮食很差又不定时，由于工作关系，连个知己的朋友也没有。弄得晕头转向，“痴痴呆呆”。格里高尔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环境，这样一份职业。这环境是具体的，但更是抽象的、普遍的，绝大多数人所每天面对的。人在这样一个社会环境中，逐渐变得麻木、机械、萎缩，成为工具、成为“非人”。人变甲虫，是多么荒诞的事情，但又深刻而尖锐地表现了社会与人之间一种可怕的“异化”关系。在这一关系中，社会是强大的，而人是被动的、软弱的。
再看《变形记》中对人与人关系的描写，这是小说的重心所在。格里高尔在父亲的公司破产、全家处于困顿的境况下，去当旅行推销员，挑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他在家里是受到尊重和爱戴的。当一个人被人依赖时，他与别人的关系自然会处于正常状态。但格里高尔一朝成了大甲虫，父子关系、母子关系、兄妹关系突然间发生了180度的转变，显示出一幅极端自私、冷漠、残酷、无法沟通的可怕图景，亲情、伦理之情荡然无存。格里高尔虽然成了甲虫，但作为人的思想感情还在。他为不能按时上班而着急，他为老板要炒他的“鱿鱼”而焦虑，他为父亲暗暗地存了一笔钱而欣慰，他为妹妹明年上音乐学院的事而筹划，他为今后一家人的生计而忧心……这是一个善良、勤劳、正直、有责任心的优秀青年。但专横暴躁的父亲却全忘了昔日的父子之情，害怕“家丑”外扬，要把他赶回房间关起来。他甚至怀疑儿子会对家人采取暴力行为，而恫吓他、用苹果砸他，想致他于死命。慈父之爱在他身上已消失殆尽，暴露出来的是极端的自我中心主义。母亲对儿子的感情似乎要深一点，她同情儿子遭受的厄运，她不能接受儿子变成甲虫的事实，因此悲痛欲绝，但她内心已把儿子当作一个沉重的累赘了。更可恨的是妹妹葛蕾特。哥哥最喜欢他，时刻想的是她的快乐、前途，当哥哥最初变形后，她尚能做一点照料工作，如打扫房间、送饭等。但时间一久，她就再也“受不了了”。她痛哭着向父亲请求：“我们必须设法摆脱他”，“他必须离开这儿”。并狡猾地辩解说：这只大甲虫并不是格里高尔，如果是的话，他就应该“自愿跑掉”。这实际是在暗示格里高尔。她还无中生有地说：格里高尔会“要了你们俩(指父母亲)的命”，他在“迫害大家”，“想占领整幢寓所”。这一番歇斯底里的哭诉，把她内心的自私、狡黠、冷酷暴露得淋漓尽致。格里高尔对一家人的言语行动，并没有惊诧，也没有愤怒，而是用一种清醒的、“平和”的、“沉思”的心态，接受了这种事实。他一边“怀着深情和爱意回忆他的一家人”，一边悄悄地死去了。他的死，使萨姆沙一家如释重负，大家沐浴着三月的春风，一身轻松出外郊游去了。格里高尔的死并没有影响了别人的生活。这就是资本主义世界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每个人都是自我中心主义者，维系人际关系的是金钱、利益，这种维系一旦断裂，人与人之间就只剩了对峙、冲突、隔膜、猜忌、残杀。卡夫卡用冷漠的笔调，描写了一幅冷漠的人间图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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