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两朝江南经济都是很活跃的，但是经济上的发达被没有倒推政治上的破局，展现出死局。其实是缺乏张居正那样的经世之才的破局者。张死后一直没有掌控全局的首辅，可以避免皇帝与大臣之间的内耗。申时行作为太极高手，非常清楚自己面临的现实，在皇帝与大臣之间充当和事佬。其后的首辅们均不能做到如此。内耗不断，君臣二心，再加上大臣之间的派系争斗，使得朱家朝廷没有能力从民力发达的江南抽取资源。先是改革与守旧之争，后是宦官与东林党人，尤其是后者。需要注意的是魏忠贤这个人，官方定位大奸大恶之徒。我认为是片面的，实际上他是张死后唯一可以掌控一切的人，因为碰上了一个热心建筑事业的皇帝。
仔细看看魏忠贤“专权时代”，大明朝虽然天灾不断，后金叛乱不断，但至少可以控制的局面，朝廷可以从江南收取民力资源。崇祯拿下魏忠贤也没有错，但是没有魏忠贤掌控资源的能力，他收回了魏忠贤的权力，但是没有收回魏忠贤收取资源的能力。这就悲剧了，崇祯太操之过急了，这与他性格有关。权力之所以诱人，是因为权力背后获取资源的能力。魏之后，东林党人上台，这是一群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娼女盗之徒，根本无能力掌握时局。事实上这些出至江南的东林人，本身就与江南作坊主有紧密关系。
中国古代，大多数读书人都是有钱人家，贫苦人是没机会、没资源、没能力读书的。这样的东林人又怎么会从南方汲取民力、财力以支援北方的战时呢。实际上宋明两朝，包括后来的大清朝，江南民间都有丰富的民力、财力，只是中央没有汲取资源的能力，亡国已成必然。
早在两年前，朋友便送了我这本书，但最近我才刚刚开始翻阅，本书一共有七章，我一口气看完了第一章——万历皇帝。
万历(1573年-1620年7月)，是明神宗朱翊钧的年号，明朝使用此年号共48年，为明朝所使用时间最长的年号。万历10岁就早早登基，是个不折不扣的小皇帝，在元辅张居正的辅佐之下，迅速成长起来，张居正在职期间，万历皇帝对他十分信任，认为张居正“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在万历刚登基时，先皇的元老重臣高拱认为他只是小孩儿，不能担此大任，让万历的处境十分为难，而这时张居正建言献策，建议直接罢免其官职，解决了登基以来的第一个危机，由此保障了皇室的安全。
此后，张居正又监管了万历的教育事务，对其非常严厉，小万历时刻把敬天法祖(作为皇帝最重要的任务)放在心上， 在他登基还不满4个月的时候，天上出现了类似流星的天文现象，那是被认为这是上天降灾的警告，因此小万历为了让消除天心的不快，保证国泰民安，修省(时刻检讨自己的行为、思想)两年之久。之后物力的节约也在进行，张居正教导万历，为人主者，应该注意天下臣民的衣食，而不是珠宝玉器是否充足等等，万历皇帝对张居正已经不仅仅是信任了，到后来已经成为了依赖，张居正的父亲去世，按照惯例，张应该返乡守孝两年，但是万历认为他自己不能离开张居正的辅佐，不顾群臣的反对，让张居正留京守孝。
在张居正父亲去世后的第五年，张居正也去世了，享年58岁，万历皇帝加封他为太师衔，这是文臣中至高无上的荣誉。但是这个荣誉并没有持续多久，张去世之后，百官们纷纷投诉张居正，认为张是个巨贪之人，在其位不谋其职，四处敛财，仿佛张居正是一个穷凶极恶之人，之后，万历收缴了张居正的所有财产，并狠狠地惩罚了他的家族。
身前无限光荣，死后凄惨无比。张居正也没办法再出口解释，身为臣，那么必然懂得君心难测。
《万历十五年》讲述了明代从繁荣帝国走向崩坏的过程，是对“明”这个朝代败因的总结。在这一年里，无数骇人听闻、在当时却十分寻常的事件，诉说着这一朝代的破败不堪。然而在这破败不堪的年代里，我看到了仍有人为了自己的信仰、对于国家的信仰奋斗着，让人不能不为之感动。
明代走到了万历十五年，法制体系崩毁，社会秩序靠看不见、摸不着的道德维持。加上极低的官俸，缺乏组织、管理的税收与生产，腐败成了生存必须，人的欲望便开始将社会往邪恶的方向引领。无法用法律管束的欲望毫无限度地膨胀，百姓生活无人问津，各集团只顾得一己私利，“阴”与“阳”的距离越拉越大。与此同时，皇帝也受不了对自己那异乎寻常的管束，开始消极怠工。国运，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下滑。但是有识之士仍然存在。张居正作为一朝元老，提拔人才，整顿朝廷，试图扭转国运。书中的张居正作风强硬，英明果断。尽管对张居正的生活、作风书中略有贬意，但毕竟可以看出，张居正并不是按自己私欲行事。但他死后，因其过于强干的作风而被对手们毫不留情地抨击，家财尽没，儿女尽削职为民。以这位太师的眼光，未必料不到身后之事。因此我认为，比起一己私利，坚持自己认为对的事，对张居正而言更有意义，也是他不变的初心。
相同际遇的人不可计数：戚继光横扫倭寇，修缮边防，却只能一人终老；李贽生前声名远扬，多有著述，却落得个狱中自杀的下场。他们都没能得到善终，都遭到了命运不公正的对待，但只要一有机会，做过事的他们仍想再做一次。海瑞也是如此-------一意孤行、钻牛角尖儿，让部下连家人都养不活的他，不算是一个高水平的领导，但揣一颗奉公廉洁之心，全然不为生活的困难、现实的残酷而折腰。两次当官，他的态度一点没变，仍为天下苍生，为自己的信仰战斗。
万历十五年，表面是一个普通年代，而我认为它已经是一个乱世了。道德在那个年代已经紊乱，养活自己是正义，对他人尽忠尽孝是正义，对国家尽心也是正义，而这些正义之间又有种种纠葛与矛盾，让人是非难辨，于是出现了一批只相信自己的人。在那个欲望横流、毫无法治的世界上，他们选择追逐内心的信仰，在这个思想的乱世里，为这个国家、为心里的正义献出最后一份力量。
万历皇帝，明神宗朱翊钧，在位48年，年号万历。
这不是一本类似《明朝那些事儿》历史调侃小说，而是一本明史研究专著，作者以敏锐的眼光选取了1587年，即万历十五年，围绕发生在这一年以及联系前后几年的事儿，观察着明朝的走向。
书中介绍的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都是曾经有过片面印象的历史人物，当然，也包括万历皇帝。读罢此书，明朝人物的形象从书本中只言片语的介绍充实成一个个鲜活的立体形象。万历十五年，看似歌舞升平，其实，平静水面下已经暗流涌动，这一年发生的小事，将在日后掀起巨大的波澜。
书中最吸引我的是张居正一章，曾经路过张居正故居，那时还不知道张居正是谁，看完才明白，张居正辅佐幼年的万历，鞠躬尽瘁，死后因为一些小事被抄家，政治真是一个好玩的东西。明朝朱元璋借胡惟庸案废掉了宰相一职，所以皇权打到了顶峰，但是没有宰相，政务缠身的皇帝就疲惫不堪，所以有人查阅史料证明了朱元璋当时有多么兢兢业业，皇帝是一个没薪水，不升职的工作，朱元璋干的不亦乐乎，但是他的后代就未必了，明朝是出奇葩皇帝最多的一个朝代，木匠，和尚，画画，反正就没几个喜欢上朝的，等到勤勉执政的崇祯皇帝即位，明朝已经行将就木了。
还有戚继光，影视剧中的明朝无非两件事儿，要么东厂西厂锦衣卫，要么福建浙江倭寇乱。戚继光一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英雄，事实上他的确是，但是戚继光只是守土，并没有建功立业，倭寇渐渐平息之后，便被调往京蓟，拱卫京师了。
读明朝的政治会觉得很有趣，中央虽然集权，但是在管理上，好像没有出现一个统一的征兵募粮之类的机构，沉浸在自给自足的传统社会中，资源协调交由下层地县自己组织，明朝的执政是以传统儒家观念，用道德约束将整个国民塑造成简单的个体，尊老爱幼，明礼诚信，所以从这方面去看，做一个明朝的子民还是挺好的，当然，是指1644年之前的明朝。
早就想写一写万历十五年感受了，鉴于时间因素，一直未能动笔，最近读了这本书，感触颇深，遂成夙愿！
高中年代，最怕最差的科目非历史莫属了，老师说要将历史学成一条线，而我一直在点上打转。如何将点穿成线，想想都困难！
想来对历史的兴趣起源于工作后，在某毛的熏陶下，陆陆续续看过些西方历史书籍，尤其是盐野七生关于罗马关于文艺复兴方面。过程中，脑海里有个思绪不停地在飞：“当时的中国是怎样一番场景呢？”。既然看西方了，为什么不去看看东方呢？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古国，该有怎样光辉灿烂的文明历史啊。于是找来豆瓣评分高达8.9分黄仁宇的这本《万历十五年》。通本读完，感受不到一点豪情勃发，有的只是无处释放的压抑！
本书一共七章，通过对万历皇帝、申时行、张居正、海瑞、戚继光和李贽等人物的描写，叙述了明朝中后期的政治体制、财政经济、军事和思想文化！全文一条主线，即“文官制度”贯穿始终，这也是一切悲剧的源泉！
我们的帝国在体制上实施中央集权，精神上的支柱为道德，管理的方法则依靠文牍，行政工具是文官制度，经过一两百年的发展，这种文官制度早已成熟，文官是人民的公仆，实际上成为权力的源泉，也是这一大帝国的实际主人。而本朝开国之初，各项制度的依据是“四书”上的教条，认为官员们应当过简单朴素的生活是万古不磨的真理，所以官员的俸禄极低，于是官员们在似合法又似非法之间取得一部分额外收入也就不可避免。从而导致文官的双重性格，即：虽称公仆，实系主人，有阳则有阴。是否能认清文官的这双重性格，也导致了各历史人物的成败。
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全看它与所有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无扰，施政的要诀以道德为一切事业的根基。张居正看透了国家为解决问题而设立的文官，却忽略了国家最大的问题也是文官。他一心改弦更张，把文官集团当作行政工具，摆在他个人的严格监视之下，并且凭个人的标准加以升迁或罢黜，从而严重威胁了文官的安全感，开罪文人，使自己陷于孤立的地位！相比较而言，申时行这个和事佬没有忽略文官的双重性格。他知道若要恰如其分地处理此中矛盾，即要给予文官物质上的报酬使他们乐于效劳，也要动员他们的精神力量，使他们根据伦理道德的观念尽忠国事，于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不断地推行礼仪，讲解“四书”和其他经史。时势要求申时行充当和事佬，他就担任这样角色，对于别人的评论，付诸一笑。所以张居正即使死后依然身败名裂，而申时行得到善终。看到这里我有点儿矛盾，从现代的角度看，无疑时代需要张居正这样的改革家，可是站在当时历史的角度看，申时行的行为方式又是顺应时势的，难道想要善终、顺应时势的结果就是碌碌无为吗？
再说到万历皇帝，从头到尾带着怜惜无奈看待这个人物。很多历史评论说万历皇帝是个昏君，但刚开始时，他其实是个勤奋好学积极向上的小皇帝、好少年。张居正过世时，他曾励精图治打算大展宏图，无奈迫于文官制度的压力，最终“无为”而治！强大的文官体制，需要一个个性平淡的君主作为天命的代表，其任务就是在他们的争端无法解决时作出强制性的仲裁。万历名义上是天子，实际上他受制于廷臣。大小臣僚期望他以自己的德行而不是权力对国家作出贡献。而所谓德行大部分体现于各种礼仪之中，他的全部言行都要符合道德的规范，但是道德规范的解释却分属于文官。他不被允许能和他的臣僚一样，在阳之外另外存在着阴，任何个性的表露都有可能被指责为逾越道德规范。
皇位是一种社会制度，但他朱翊钧也一个有血有肉的个人啊。此时，郑氏走入万历的生命，填补了他精神上的空缺。郑氏之所以能赢得万岁的欢心，并不是具有闭月羞花的美貌，而是由于聪明机警、意志坚决、好读书，符合皇帝感情上的需要。可是，万历却不能立自己心爱之人的孩子为太子，因为这不合伦理之道，多么荒谬的伦理之道啊！可是在臣僚教育之下长大的万历，他的责任范围乃是这群文臣们所安排的，这帮文臣强迫他在处理政务时摒弃一切个人意志，因为他的权威产生于百官的俯伏跪拜之中，但他实际上所能控制的则至为微薄。想做的事情统统不能做到，励精图治的念头一天天减退，对这个操纵实际的官僚集团日益疏远，于是长期消极对抗而至“无为”！
关于财政，我很纳闷，如此高度中央集权的帝国，为什么财政制度如此松散？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各地方税收根据近距离原则补贴地方财政需求，这种地方自给的财政制度看似节约了交通通讯成本，却导致全国满布着无数的短途运输线，缺乏统一的组织和管理。也因为全国的税收不是总收集发，财政制度无从以严密的会计制度加以考察，文官俸禄又低，不可避免助长了文官双重性格中“阴”的一面。
由于交通通讯等落后，政府对民间的经济发展或衰退往感到隔膜，以至税收和预算不能随之而增加或减缩，更别提调控了，日积月累想要改革呆板的财政困境就更加困难了。不禁唏嘘，观念多么重要。罗马初建国时，就加强道路的基础建设，通过四通八达的交通通讯系统加强中央与地方的联系，成就了伟大的罗马帝国，也有了著名的金句“条条大路通罗马”。而一千年后的明帝国居然不懂这个道理。
强大的文官体制，死板的财政制度，导致军需税收不能总收总发，武官的社会地位下降到历史最低点，是否这也直接导致明朝的灭亡呢？
其实看完这本书好久了，一直没动笔，总觉得我的历史太差。但李笑来老师说过“起步时最重要的是什么？”。很多的技能，我们知道有用，却迟迟不愿学习践行，为什么？因为怕，因为不愿接受不完美的自己！但，写不好就不写了吗？写不好就不发了吗？你以为你能一上来就做的很好吗？万事开头难，所以，在起步时要平静地接受自己的笨拙，理解自己的笨拙，并放慢速度尝试，于践行中不断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