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还是不明白为什么命名为《万历十五年》，虽然还是不清楚什么是大历史观，但是呈现的是立体的历史，立体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而不是非黑即白的历史教材或者历史电视剧。就比如戚继光，民族英雄，但能在盘根错节的政治中，稳如泰山、步步高升，难道只靠军事才能、爱国热情可以做到的吗？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我不懂政治，也不懂历史，但我从历史中读到历史时代赋予历史人的枷锁，却掩饰不了首先是作为人的本性，万历作为皇帝，率土之滨，莫非王土，然走不出深宫囚笼；作为一个男人，喜欢谁都要被人管束，想给老婆送礼物都要打白条；作为一个人，吃喝拉撒、七情六欲都要被人指指点点。一个想要赢得身边人、天下人的认可，却感觉力不从心、无人理解。皇帝也首先是个人，张居正、申时行、海瑞等等也首先是个人，然后才是历史人物。看完《明朝那些事》，感觉王阳明活得最明白，过得随心。
另外，看到了很多好玩的地方，火者、裸奔，比现代房车还房车的轿子……古人真会玩。
这本书可能以后再读时会有更深的理解吧！
之前觉得张居正、申时行的差异在于与文官集团打交道的方式，现在觉得不太准确，应该是在皇帝这一政治个体与文官集团的政治团体之间的处事方式不同。
通过万历的叔祖正德皇帝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帝国的平稳运行不仅在于文官之间的平衡、和谐，还要关照皇帝与制度（即文官集团）之间的关系。正德皇帝跳脱的个性不允许他仅仅作为一个权力的象征配合制度运行，大学士在政治上的无能导致皇帝和文官集团的对抗状态，以致政体的瘫痪。
而万历皇帝有着和正德相似的个性，他有大展身手复兴帝国的愿望，而同时，这与文官们的期望往往相互背离。作为文官之首、皇帝的顾问，大学士的处事手段就显得极为重要。
张居正对皇帝和文官同时使用霹雳手段，以自己的影响力同时强行驱策两方力量，结果是死后两方共同进行的反抗。而申时行则是另一个极端，同样是不偏袒，他想在两边都做好人，让两方都觉得和自己是一伙的，这样在解决问题时自己在双方都有一定的说服力、影响力。
然而对于一般的问题，他可以“处心积虑不动声色在幕后解决问题”，而且从黄河治理的例子中可以看到申时行处事心细如发以及这一方式在效率和人事稳定上的优越性。但是，一旦面临立储这样关乎文官生存、皇帝基本权利的大事上，在两方都想做好人的结果就是都做不成好人。
在上高中的时候就常听老师说起《万历十五年》，读完《万历十五年》，你会发现在近代中国发生的许多事情都是可以预见的，中国近代的衰败与腐朽，懦弱与自大，无疑可以从《万历十五年》中品味出来。
万历十五年，这一年平淡无奇，和历史上绝大多数的一年一样平淡，但就在这平淡无奇的一年中，发生了很多细枝末叶的且极容易被忽略的事。这些事，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发生大事的症结所在，也是将在得以掀起波澜的机缘。在这一年中发生的事为将来孕育了祸根。
万历皇帝在刚刚9岁的时候就登上了皇位，一成不变的生活，重复的事情，不变的礼仪，令年仅24岁的万历皇帝心生厌恶，权力被束缚，行动言语都受到约束，仿佛一个提线木偶，无法自主。万历皇帝的一生处于不断的被束缚中，万历皇帝也想做一个好皇帝，但朝堂上的寸步难行，一成不变的生活令万历丧失了信心与激情，到了后期万历的做法是无为而治，不在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去管理国家事务。在这个国家治理体系中，没有绝对的权威，即使你是皇帝，很多事情也是不能做的。
在多年学习中，我们都接受了这样的观念：封建集权统治在明清空前强化，皇权至高无上。但是在万历皇帝身上，我们似乎看到了皇权的旁落或者弱化。尤其在立储这个问题上，万历皇帝前前后后奋斗了三十几年，终也没有实现立他最宠爱的皇三子常洵为皇太子的梦想。
万历皇帝是可悲的，他曾竭尽全力想做一个好皇帝，一个好君王，可是文官集团势力的强大，让万历皇帝寸步难行，作为一个皇帝，他是可悲的，作为一个君王，他是不合格的。在僵硬的体制下，万历皇帝似乎已经成为了一个象征，在祭祖大典上作出正确的礼仪与行为，在朝堂上只需要同意文官集团的奏折，在万历皇帝的身上我们似乎看不到像秦始皇的唯我独尊，看不到唐太宗的不可一世，皇帝似乎成了一个文官集团为了统治国家而推出的傀儡，寸步难行的万历，无法作为的的万历。在这段历史中，我无法说明谁对谁错，只有一声叹息。
万历十五年，亦即公元1587年，在欧洲历史上，正是文艺复兴和地理大发现的时代；而在中国，在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际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在历史学家黄仁宇的笔下，我们开始了一场难忘的大历史之旅……
固步自封的年代，一切试图革新的倾向，都是不合时宜的，一切企图在虚伪而又被认为是万能的道德之外发展法治的观点，都是异端邪说。于是改革家空有抱负而鲜有实践之机，变革在重重困难中或夭折，或走样；道德纯正的人尽管其行为获得了统治者的赞赏和平民的钦佩，却难以获得效仿——无人想去发扬和继承其高尚品质。对他们来说，阳奉阴违，道貌岸然所带的，比这虚名要现实和功利的多；真正的时代思想者只能在被打压中度过一生。他发现自己的学说没有付诸实践的可能，“他就只好把它美术化或神秘化”。
一个年轻的、曾经试图励精图治的君主，在诸多程式阻碍下，只能循规蹈矩，延续枯燥。他并不甘心：也许出于负气，或者是无奈的消极反抗，此后（1587年）很多年，众臣再也很难轻易见到他出席各种仪式——漫长的怠政在明王朝的历史轨迹上延续。从他观赏中官掷银取乐表明，“一个喜欢活动的人具备着充沛的精力，但又无法用之于做出积极的创造”。他的壮志，他的宏图，已是历史云烟，难以再续。立，何其难也，而破，也是千难万难。
“在按着固定节奏流逝的时光之中，既缺乏动人心魄的事件，也缺乏令人企羡的奇遇。”在安逸的光景中，守成名正言顺的成为单调生活的旋律。于是，一切变得不那么重要，一切似乎可以无所谓。安逸，足以造就肆无忌惮的不思进取。在平淡无奇的格式生活中，枯燥成为了年轻君王的必修课。他的苦闷，乃是历史的悲剧。
世界上有一种人，他们的品德可谓令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但却鲜有人会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他们大多活在官方的宣传和平民的称赞之中。他们的信条和个性使他们既被人尊重，也被人遗弃。这就是说，他们虽然被人仰慕，但没有人按照他们的榜样办事”。就如很多人希望别人皆雷锋，却很少考虑自己也应该那样无私。他们只是“可以和舞台上的英雄人物一样，在情绪上激动大多数的观众”，却无法引起公众行为上的追随。海瑞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具有强烈的道德和社会责任意识，他的一生体现了一个有道德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公众而牺牲自我的精神”。他严格要求自己，也同意严格要求别人。于是他的所作所为，令各方面感到为难和纠结。万历十五年，岁暮天寒，“海瑞的死讯传出，无疑使北京负责人事的官员大大的松了一口去，因为他们再也用不着为大众心目中的英雄——到处惹是生非的人物去操心做作安排了”。
人们总是喜欢将自己打扮成道德标杆，高尚莫比，严以待人，却无法严以律己，甚至宽以待己；相应的，同时他们也就把自己当作道德监督者，实践总是别人的事，而他们只需对此指手划脚，品头论足。因而他们总是正确，别人多少——如果不是总是的话——有错。明朝历史上，就有一位这样的人物——张居正。“张先生言行不一，他满口节俭，但事实证明他的私生活极其奢侈”。据说张居正大人的官轿，32人抬着（按当时礼制皇帝也不过16人规模），约有50平米，分为会客室和卧室，全套明式家具，还有个独立卫生间。轿四周有围廊以供观景怡情。这位节俭的倡导者，以圣贤自居的张居正，竟如此口是心非！
在作者看来，“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治，至明代而极，这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在人类文明发展历程中，道德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它促进人类共同行为准则的形成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它。但是将道德——一成不变的道德准则——作为万能的手段来调控社会的一切问题，则是荒缪的异想天开。道德必须被遵守和实践，乃至被信仰，否则便是虚伪的。然而缺少制度的规制和约束，在功利主义——毋庸质疑，我们大多数人是这样的——作用下，道德就很难突破停留在口号和宣传中的困境，成为难堪的所在。而法治，则弥补了道德的缺陷，从而“使人类的行为服从于规则之治”（富勒语）。法治应当成为一种公众信仰。而正如苏力教授所认为的那样：“这里所说的信仰并不是一种言词上的表白，一种决心，而必须是一种身心的投入；而且由于法律是一种社会的全民的事业，因此对法律的信仰甚至也不是某个或某些个体的心灵活动，而是整个社会的实践显示出的对法律的尊重和倚重。”
当前，中国正处于法治建设和社会改革的关键时期，书中对历史的反思，以古为鉴，今人未尝不能得到若干启示，“给中国留下一个天翻地覆、彻底创造历史的机缘”，创造法治历史时代的机缘。
大风起于青萍之末！
这本书的网上评价是相当高的，或许由于几十年国内的传播，其中的一些观念已经间接或直接影响我们，或通过影响相关史学文章进而潜移默化影响我们。读的时候，没有那么强的新颖、觉得与众不同的观念。当我看完书，看到后面关于成书的介绍，我想大概是八十年代时候，书中的那些说法相较于传统较为突破人们对史学文章的认知。但，今天，可能由于其影响通过我身边的老师、或读物直接与间接影响着我，就没有了眼前一新的感觉，或许这正是其伟大之处吧。我没有去探查八十年代时候人们的历史观念是什么样的，不能站在那个时代而以今天的视角来评价是不合理的。
作为一本畅销书，自然可读性是其第一要素，要兼顾可读性，自然史学的严谨会有所欠缺。但是，wr如果仅仅是枯燥客观的描写，又有几分精神能够读下去。文章包含了作者带感情的理性分析，也给我们开拓了一种眼界，毕竟假如是枯燥的描写不见得我们就会去思考。作者的大历史观，我总结为分析背后的制度及根生蒂固的道德，而把而人看作在历史的车轮面前无抵抗之力。对于背后的道德、法律分析是深刻的，我比较认同的。
但是，作者似乎给予了历史人物更多同情，尤其是万历、申时行，这点我是不太苟同的。在书中，他们是制度、根生蒂固儒家的受害者，有种心有余力不足的感觉。历史的兴衰更替确具有周期，每个人均会在其中深受影响。但是，我对万历的态度确是批评的。不论这么样从内心去，万历是不值得同情的。万历的不作为，消极怠工不值得同情。生活中谁不又遭受着痛苦呢？我更喜欢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乐观、拼搏态度。对于申时行，作者予以了他那折中调和、熟悉人性阴阳的赞美，在我看来，身处要职，如不够强硬，是难以改变现状而有所进步的。在世上，只有你什么都不做才有可能受到别人的最小非议。既然如此，就应为了正确的事情而不顾他人看法。对于身居要位，处事显示温和又为哪般。为人谦恭是应有之义，但做事应有坚定与不让步的原则、立场。在历史的进程中，我更喜欢强势人物张居正。虽然身上有有那些黑暗面，但强势更能反应一种改变精神。
最后，大风起于青萍之末，人生何尝不是，看似简简单单的万历十五年，何尝又不是我们看似平平淡淡的每一天。几十年后，我们走到的地方，都映射着我们身上一直以来的影子。正如这个帝国，一直为其固有的道德与法律、文官系统的牵累，终将走向衰落。而，我们身上的懒惰、得过且过，也在不断的在无意中束缚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