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全称《春秋左氏传》，儒家十三经之一，《左传》既是古代汉族史学名著，也是文学名著。《左传》是中国第一部叙事详细的编年史著作，下面给家分享一些关于左传读书心得体会，方便大家学习
《左传》是记录春秋时期社会状况的重要典籍。取材于王室档案，鲁史策书，诸侯国史等。记事基本以《春秋》鲁十二公为次序，包括诸侯国之间的聘问。会盟、征伐、婚丧、篡弑等，对后世史学，文学都有重要影响。主要记录了周王室的衰微，诸侯争霸的历史，对各类礼仪的规范、典章制度、社会风俗、民族关系、道德观念、天文地理、历法时令、古代文献、神话传说、歌谣言语均有记述和评论。晋范宁评“春秋三传”的特色说：“《左传》艳而富，其失也巫(指多叙鬼神之事)。《谷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辩而裁，其失也俗。”
在〈隐公〉里面，[臧僖伯谏观鱼]中，鲁隐公要到棠地以射鱼为娱乐，大臣臧僖伯奉劝他要把精力集中到国家大事上，而不要荒怠正事，指出：“不轨不物，谓之乱政。乱政亟行，所以败也。”臧僖伯虽未能阻止隐公的行动。但他的话足以训诫。这里了告诉我们，若要作为一个合格的管理者，必须学会察纳善言，广纳贤言才能使自己的权威得到承认，更好的做好自己的管理工作。
在〈桓公〉篇里，[臧哀伯谏纳郜鼎]中，宋庄公为了取得鲁国的支持，把郜国的大鼎送给了鲁国作为贿赂，鲁庄公将它置于太庙中。鲁大臣臧哀伯这是明示百官可以纳贿，是国家衰败的象征。“国家之败，由官邪也。”这个道理不仅对那时的鲁国有用，即使拿到现在也一样具有普遍意义。就如一个当代的管理者，如果自己不能做到以身作则的话，那么他的下属也同样这么做，那么他的管理可以说是一个失败。同样在我国现在的反腐进程中有很好的借鉴意义，我国的反腐要从高层抓起，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治本，哪些地方的官员也就不会腐败，所以我们要做好榜样，发挥领导作用。
在〈襄公〉篇里，[子产问政]中，郑国的执政者子产遵循“爱民如子”的原则，把政事当作农事，精心料理，表现出他一心为国的品质。从子产的作为上看出，我们的当权者应当始终坚持走群众路线，用群众观点去看待问题，要爱民如子，不能背弃群众为中心的倒行逆施，要勤政爱民。作为一名管理者更应如此，学会体恤下属。
读到《郑伯克段于鄢》一文，庄公，一出世即为母所恶;段，庄公之胞弟也，为其母所偏爱。先王在世，其母就有废长立幼之意;庄公即位，段又恃母爱骄纵无忌。大臣们恐酿祸患，纷纷请除之，庄公却处之泰然。庄公不是不明白段的祸心，但他的策略是，令其养痈成患，“多行不义，必自毙。”终于，段为庄公表面宽容的假象所蒙蔽，利令智昏地率兵伐京。好，机会终于成熟了，庄公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堂堂正正地伐灭段叔而免去了来自任何一方的谴责了。庄公故意放纵其胞弟的篡权之心，并为之“创造”条件、“创造”机会(当然是设置的圈套)，培养之，引导之，令其事发后再予收拾，其居心可谓险毒阴深矣。难怪有人评说，郑庄公乃天下第一大毒人也。联系到自己所从事的教育工作，颇有感触。某些调皮顽劣的学生，不是那么愿意听取老师的批评，有的则视老师的苦心劝告为儿戏，更有的则干脆顶牛，他们对老师的教诲是那么的反感。教育者见教育不见成效，
也就有丧气、赌气的时候：算了，让他去。甚至想，平时里小打小闹敲他一下也不痛不痒，不如“穿疱”彻底整治痛快。或曰，学校管不了他，将来让社会去管他，让法律去管他吧。君不见，不是终于也有那么几个人，果真被法律“管”上了吗?
但我窃以为“做人须当讲人品，为师更应尚师德”，为师者而放弃了教育的职责，是为失德也。对于班中一些顽劣调皮的学生，尽管有时明知有些话讲了也是白讲，但作为一名老师，教育乃是我的职责，我必须履行自己的职责。 而同学们尤其是那些经常挨老师“训斥”的“差生”们呢，听了这段故事，难道就不生一点新的感触?难道还能高兴于老师对自己的不管不问、或曰不敢管不敢问、或曰不愿管不愿问?难道还能将老师对自己的这种听之任之作为炫耀于同伴的本领?难道还能憎恨那些敢于管教你们的师长并伺机对他们施以报复?难道竟希望教育你的老师变为郑庄公?
《左传》作为史，在那个“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时代，所记录的多是礼乐征伐;作为《春秋》的注本，其行文亦不外乎“春秋大义”。
“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孟子·滕文公·下》)
撇开《春秋》是否为孔子所作不谈，这里只是希望证明在《春秋》《左传》文字的背后存在着一种思想理念。诚然，“以《春秋》为褒贬者，乱《春秋》也”。但史官记录时所秉的原则必然体现了其时代的价值观。比如《左传》中很少提及女性，所写不是可录入《烈女传》的“好女”便是乱伦败德的劣女。再比如《左传》中对管仲知礼的不断描写。当然最着名的例子便是“郑伯克段于鄢”。
那是个礼崩乐坏的时代。正因这样的时代，我感受到了史官的无情，“赵盾弑其君”的描述曾让我感到战栗，(m.lz13.cn)史笔无情，一言一行都有把尺在衡量，也是在那一刻，我体会到作《春秋》其背后的用心;战栗过后，不禁为其热情所感动。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与信念，很难让人无动于衷。在风云变革的社会，坚守着自己的职责，自己的信念，用自己的生命去践行这种信念，微弱但固执的守望着他们心中的大义。他们在写下“君子曰：……”，内心平静否?写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襄公二十五年)时，是否感到苦涩和自我感动?
“南史氏”一段让人热血翻滚。突然觉得他及他代表的那些史官，是种殉道者的形象。他们没有力量去改变什么，也不能许诺什么，能做的只有苦弱的守望。
他们的悲哀是时代给予的。孔子也为赵盾可惜，叹其“亡不过境”，可见传统的道德规范在当时渐力不从心。宋襄公留给我们的便是那个已逝时代的背影。如今他看起来是如此的可笑，不知历史的车轮要踏碎多少执着的心。
这些在今天看来，很能引起读者的感触。十年将传统的根断了，亦将五四以来西学的根断了。块块伤痕挥之不去，中国人陷入文明空城的困境中而不自知。终极追问的冲动没有了，公正道义的界限模糊了，自我修善的意识淡漠了。尤其是我们这一代人，普遍面临着信仰缺失的危机。这要修复，绝非一两本《左传》就能解决问题的。但孔子作《春秋》以褒贬善恶，欲以其仁义礼智信来匡正社会伦理纲常秩序，此中大义是值得借鉴的。
有人或许会问，泱泱大国风范，这传承了五千年的难道不是文化么?，若从最广泛的意义来解释，文化一直存在，甚至，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会将我们新吸收的外来知识摧毁，只余下当时的激动或新奇。若从狭义上来说，这种文化在今天“拿来主义”的大潮下，已沦为一种工具。
文化同科学技术一样需要进化。中国社会的确需要寻根，需要溯本，但这绝非简单的回归传统。
今天的人们所面对的困境与过去不同。古人“感慨所寄，不过盛衰”，而今人是以一个独立个体的身份来面对世界，他的孤独感、空虚感，他的压抑并不是传统的那一套所能够缓解的。
重塑价值体系迫在眉睫，而亟待建立的价值体系应当是一种关心个体生存状况的思想，它应当是一种给与人应对苦难的力量和信仰。当人们心怀一种信仰时，尽管无法改变世界，但世界终究是不一样了。
怀揣春秋大义，《左传》中这些可敬可爱的史官的努力，虽没能改变社会，守住渐渐消逝的三代之礼，但却给那个激荡时代添上一抹不变的原色，给我们留下了弥足珍贵的财富，让我们迷茫时，可以找到知音，找到榜样，或者单纯的感动。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三月庚戌，天王崩。夏四月辛卯，君氏卒。秋，武氏子来求赙。八月庚辰，宋公和卒。冬十有二月，齐侯，郑伯盟于石门。癸未，葬宋穆公。
隐公三年，左传的记载很多，一条条读下来。
三年春，王三月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书之。
隐公三年春天，周历三月壬戌，周平王驾崩了。周平王实际是壬戌日驾崩的，但《春秋》写庚戌日驾崩，是在告诉诸侯的时候故意提前日期，以催促诸侯赶紧去奔丧。算了一下，庚戌日比壬戌日早了十二天。
周平王死前的二月己巳日，还发生了天象奇观：日食。算了一下，日食这一天，离周平王死还有五十三天。
夏，君氏卒。声子也。不赴于诸侯，不反哭于寝，不祔于姑，故不曰薨。不称夫人，故不言葬，不书姓。为公故，曰“君氏”。
周平王死后的二十九天，君氏也死了。君氏是谁?隐公的生母声子。声子死了，不通知诸侯，不反哭(君主在墓前哭了一次，回到办事的正殿里再哭一次，叫反哭于寝)，不附祭(把死者的灵位放到其丈夫的祖母的灵位那里一起祭祀叫做祔于姑)，所以《春秋》不说薨(薨的三个必要条件：赴于诸侯，反哭于寝，祔于姑)。
又因为声子不是(惠公的)正室，所以不写她什么时候葬，也不写她的姓。
但至少她的儿子姬息现在是代理国君，所以跟别的妾还是有所区别的，就叫“君氏”吧，意思是君主家的人。
隐公二年和三年，姬允和姬息的生母先后去世，对比一下两人身后的待遇，隐公时刻不敢相忘自己的代理身份呢，真是个谦逊忠厚的人。
郑武公、庄公为平王卿士。王贰于虢，郑伯怨王，王曰“无之”。故周、郑交质。王子狐为质于郑，郑公子忽为质于周。王崩，周人将畀虢公政。
四月，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郑交恶。
郑武公和郑庄公父子先后都成为周平王的卿士(卿士是在周天子朝中执政的卿，相当于天子的管家)。周平王又想让虢公也来做卿士，郑庄公就心有怨恨，周平王说：“没有这样的事。”
周朝和郑国就相互交换人质。周平王的儿子王子狐到郑国做人质，郑庄公的儿子公子忽到周朝做人质。周平王死了以后，周人就准备把政权交给了虢公。
四月，郑国的祭足(就是那个祭仲)带领军队割取了温这个地方(周天子领地)的麦子。秋天，又割取了成周(周天子都城)附近的麦子。周朝和郑国的关系急转直下。
乱套了，郑庄公寤生开始公开和周天子叫板了。郑庄公是周平王的卿士，这从隐公元年，郑卫交兵的时候，郑国调动周天子的军队和虢国军队，后来又征调邾国军队可以看出。卿士的好处之多，权力之大，使得寤生不愿与人分享。而对于寤生的专权，平王也是不满的，于是有了分权于虢公的想法。
天子要想让谁来做自己的卿士，是天子自己的事，可是寤生居然怨王，而王也不敢得罪他，说没有这回事。这至少反映了三条信息。
一。寤生很强势。
这很好理解，周平王能够顺利东迁，郑武公出了很大的力。而郑庄公，顺利接过了武公的枪。郑国，也是一个响当当的大国，郑庄公和弟弟打架，可以轻易调动二百辆战车(整整六个师的兵力啊)，可见其实力之强。
二。周朝走下坡路了。
周自平王东迁以后，诸侯国的实力越来越强，与之对应的是周王的境况是每况愈下。朝中大事不得不依靠郑伯，虢公等卿士来执行。这些卿士都有自己的领国，实力和欲望膨胀到一定程度，就不大乐意乖乖听话了。
三。郑伯有奸细安插在周平王左右。
平王欲分权于虢公，应该是个机密，平王并不会把这样的想法告诉郑庄公，而庄公还是得到了消息，并跑去质问平王。平王出于心虚和无奈而回答：没有这回事。可以看出，庄公安插了能够探到机密的人物在平王左右。
然而，即便如此，主臣双方还是无法取得互相信任。于是就发生了非常滑稽的一幕，天子和诸侯互相交换人质。这样就能够保证双方的诚意了吗?
答案是否定的，平王一死，周人就准备把卿士的权利交给了虢公。那怎么办?把王子狐干掉?不太合适，公子忽还在周呢。就这么算了?显然也不符合庄公的性格。怎么办呢?
庄公要报复(或警告)。庄公派祭仲带着军队，把周天子领地四周的麦子都给收割了。敢让我下岗，我饿死你们!
这里说一下，四月之麦，七月之禾(八月之前之秋)，都是没成熟的麦子，庄公此举，不是说自己饿急了抢天子的粮食吃，而纯粹是报复(或警告)，我要糟蹋你们的粮食，不让你们吃。
1.多行不义必自毙。《左传·隐公元年》
【译文】多干坏事，一定会自取灭亡。
2.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左传·宣公二年》
【译文】谁能没有过失呢?有了过失而能够改正，那就没有比这再好的了。
3.民生在勤，勤则不匮。 《左传·宣公十二年》
【译文】百姓的生计全在于勤劳，只要勤劳生计就不会困乏。
4.《书》曰：“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 《左传·襄公十一年》
【译文】《书经》上说：“处于安乐的环境之中时，要想到可能出现的危难。”想到危难就有所提防，有所提防就没有了祸患。
5.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译文】最上等的是树立德行，其次是建立功业，再其次是创立学说。即使过了很久也不会被废弃，这就叫做不朽。
6.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译文】我听说过用忠心善行来减少怨恨，没听说过用摆出权威来防止怨恨。
7.临患不忘国，忠也。《左传·昭公元年》
【译文】面临祸患仍不忘国家，这是忠诚的表现。
8.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左传·昭公十一年》
【译文】树冠大了必然折断，尾巴大了必然不能摆动。(旧时常以“尾大不掉”比喻部下势力强大，不听从上级的指挥调遣。)
9.为政者不赏私劳，不罚私怨。《左传·阳公五年》
【译文】当权执政者不能无故奖赏对自己有恩惠的人，不能藉故惩罚与自己有私仇的人。
10.无德而禄，殃也。《左传·闵公二年》
【译文】没有道德而享受俸禄，就是祸害。(说明享受国家俸禄的人必须在品格上作人的表率。)
11.我无尔诈，尔无我虞。《左传·宣公十五年》
【译文】我不诈骗你，你不欺骗我。真诚相待，互不欺诈。
12.宴安鸩毒，不可怀也。《左传·闵公元年》
【译文】贪图安逸享乐等于饮毒酒自杀，不可怀恋。
13.弈者举棋不定，不胜其耦。《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译文】下棋的人拿着棋子而决定不了下在什么地方，这样的人必定胜不了对手。
14.众怒难犯，专欲难成。《左传·襄公十年》
【译文】众人的愤怒不可以触犯，个人专权的欲望难以成功。
15.川泽纳污，山薮藏疾，瑾瑜匿瑕。《左传·宣公十八年》
【译文】河流大泽中也容纳污水，深山草野中也会藏瘴疠之气，美玉中也会微有瑕疵。
16.过而不悛，亡之本也。《左传·襄公七年》
【译文】有过错而不改正，这是败亡的根源。
在古人看来，和谐是一种美好的社会状态。《左传》用诗一般的语言描绘了一幅社会和谐的图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这是一个多么令人向往的理想社会啊!
《左传》大量描述战争，这是时代赋予的内容。但要精确地捕捉每次战争的性质、简练地揭示双方的特点，生动地写出战争的全貌并揭示出胜败的原因，作者如果没有成熟的军事思想和外交斗争的经验，是不易达此境地的。故史学界有以《左传》为三晋人最后成书的推想，一则书中记晋事最多，再则记晋国战事又多，三则战国法家、纵横家多出自三晋，这方人士在军事外交上有深厚的积淀，故在讲习传阅中予以加工润色的可能性不无存在。其实由谁写成无足轻重，重要的是《左传》提供的战略战术思想和外交斗争艺术，已成为我国军事学与外交学上的宝贵财富。
《左传》在编纂学上首创“君子曰”一栏，以议论形式升华史事的意义，为史家主体发表一家之言提供了园地，后世史家效仿成传统，是我国史著中进行理论阐述的重要部分，也可视作是史书与子书结合的体现。从历史文学角度看，其叙事井井有条，以插叙、倒叙补编年之不足，使史事因果分明。构思情节，又往往放飞想象，踵事生华，运用了虚实相生的创作手法，因此许多片段写得脍炙人口，成为古今传诵的名篇。这大概渊源于瞽朦的说唱艺术，使文学与史学取得了完满的结合。至于其语言的运用，可谓雄健流畅，准确凝练，想来已是几代人共同锤炼的结晶了。刘勰所说“辞宗丘明”，我们可以再宽泛些理解，即实际上定位了《左传》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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