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传》是2008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图书，作者是吴晗。本书讲述了明太祖朱元璋从一名贫穷放牛娃，经过自身努力奋斗，最终创立明朝，成为明太祖的传奇一生。下面是小编带来的有关朱元璋传读书心得，希望大家喜欢。
明成祖朱棣生母之谜
一，皇后马秀英说。称朱棣的母亲为马皇后，最为广泛。在清人朱好阳编纂的《历代陵寝备考》中有记载，“后生懿文太子、泰王樉、晋王桐、成祖、周王”。这里说得十分清楚了，朱棣为朱元璋与马皇后所生的第四个儿子。这一说法，来源于明朝当时的史书，如《太祖实录》、《太宗实录》、《靖难事迹》、《玉牒》等。《靖难事迹》中有相同的文字：“高皇后生五子，长懿文皇太子，次秦愍王挟，次晋恭王桐，次上，次周定王。”朱棣更是亲口说过，他的母亲是皇后马秀英，“每自称曰：‘朕高皇后第四子也’”。但也有秘史称，马皇后根本就没有生育能力，一世无子，正史上记载的包括太子朱标、燕王四子朱棣在内，几个儿子都是别人所生。马皇后采用了过去皇家最惯常的手法，把别的妃子所生育的孩子据为己出，是一出明版“狸猫换太子”。
马皇后说究竟真实如否，我们暂且不讨论。
二，朝鲜女子李氏。称李氏为朱棣生母不少人很相信，认为证据很充分。
《南京太常寺志》有这样的文字：“孝陵祀太祖高皇帝、高皇后马氏。左一位淑妃李氏，生懿文太子、秦愍王、晋恭王;左二位皇妃，生楚王、鲁王、代王、郢王、齐王、蜀王、谷王、唐王、伊王、潭王;左三位皇贵妃，生湘献王、肃王、韩王、沈王;左四位皇贵人，生辽王;左五位皇人，生宁王、安王;右一位碽妃，生成祖文皇帝。”
太常寺为皇家机构，《南京太常寺志》自然算是皇家文字，其记载应该有很高的真实性和可信度。
明人沈玄华在《敬礼南都奉先殿纪事十四韵》中有：“高后配在天，御幄神所栖。众妃位东序，一妃独在西。成祖重所生，嫔德莫敢齐。”因此，包括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吴晗先生在内，都深信朱棣的生母为“碽妃”李氏。
碽妃，为高丽(现在的朝鲜)选送给朱元璋的女子。此说法见民国学者陈作霖《养和轩随笔》：“予幼时游城南大报恩寺，见正门内，大殿封闭不开。问诸父老，云：‘此成祖生母碽妃殿也。妃本高丽人，生燕王，高后(马皇后)养为己子。遂赐(碽妃)死，有铁裙之刑，故永乐间建寺塔以报母恩。’与史志所载皆不合，疑为谰言。后阅朱竹坨跋《南京太常寺志》，云：‘长陵系碽妃所生’。复见谈迁《枣林杂俎》，述：‘孝慈高皇后无子，即懿文太子(朱标)及秦、晋二王，亦李淑妃产也。乃仅齐东之语，不尽无稽也。’”
朱元璋处死李氏，是因为朱棣。当时李氏尚未到预产期，朱棣便急急出生了，是个早产儿。朱元璋遂怀疑李氏与人私通，给自己戴了绿帽子，龙颜大怒，赐碽妃“铁裙”之刑。这样，碽妃活活给折磨死了。
朱棣知道自己的生身之事，在皇袍加身后，于永乐十年，即公元1412年在南京重建大报恩寺塔，以报答生母碽妃。但这些记载都是后人所写，真实性无人能保证。
与马皇后“狸猫换太子”手法如出一辙，朱棣也来了一个障眼法，建塔的名义“以报答朱元璋和马皇后的养育之恩”。在当时，大报恩寺塔常年大门紧闭的，属“禁地”，以保守这个惊天秘密。有人悄悄进去过，发现里面供奉的真是碽妃像。
但事实上朝鲜向中国称臣送贡女是在1365年，而史学上明确记载，朱棣生于1360年，其时朱棣已5岁了，难道朱棣是她从朝鲜带来了的?显然是不可能的，根据这种推测，朱棣生母是李氏的说法也不靠谱。而且，南京地方志学家、《南京史志》主编陈济民认为“朝鲜送妃子给朱元璋也是在朱元璋建立明朝，统一全国之后，朝鲜才有可能送女子入朝。而在此前，尚为元朝统治，朝鲜怎么就能料定将来朱元璋会成为一国之君，而甘冒风险，把女子送给朱元璋示好呢?所以从朱棣的出生时间来判断，说朝鲜李氏碽妃生了朱棣，也不可能。”
三，元顺帝妃洪吉喇氏。这个说法，可上溯到朱元璋没有称帝前。在至正年间，朱元璋跟随郭子兴起兵反元，郭子兴病死后，朱元璋取而代之，南征北伐，先占领集庆(现在的南京)，后又攻下大都(现在北京)。元顺帝看看大势已去，遂弃大都，退守蒙古。朱元璋入城后亲临元顺帝后宫，看到落难人群里有一位美女，姿容娇美、眉目含情，顿时引起朱元璋的注意，遂收她为妃子。这个女子即元顺帝的第三位妃子格勒德哈屯，她是元顺帝洪吉喇托太师的女儿。
故事到此复杂了：早在朱元璋攻占北京之前，洪吉喇氏已怀孕七个月，元顺帝出逃时，不方便带上，让朱元璋白白地捡了一个女人和一个儿子。两个月后，洪吉喇氏生下一个男小子，此即朱棣。
据说，当时朱元璋心中知道此子非己子，并不想认这个儿子，但看到朱棣相貌不凡，朱元璋就喜欢上了。况且，说自己的后宫女人生了其他男人的孩子，传出去可是一桩天大的皇家丑闻，朱元璋也不得不认下这个儿子。
民间对这种说法传得神乎其神的，而朱棣与其他几个兄弟相貌长得确实不一样，一点也不像麻脸朱元璋(朱元璋相貌疑云，见上篇)，这也加大了这种猜疑，民间据此称朱棣是蒙古人。但史上记载，大都失守是至正二十八年，即公元1368年，而朱棣生于至正二十年，即1360年，时间相差七八年呢。因此，这种说法也最不靠谱，朱棣生前也从未承认过。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民间在骂朱元璋和朱棣。前者杀人如麻，不仁;后者则是非法当上皇帝的，用今天的话来说，是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不孝。
四，蒙古女子翁氏。与洪吉喇氏一样，翁氏也是蒙古女子，也是元顺帝的妃子。但民间之所以还有翁氏一说，可能是“洪”、“翁”译音上的相似而以讹传讹。这里就先姑且算翁氏是第四个妈妈吧。
刘献廷所著《广阳杂记》称：“明成祖，非马后子也。其母翁氏，蒙古人。以其为元顺帝之妃，故隐其事。宫中别有庙，藏神主，世世祀之，不关宗伯，有司礼太监为彭恭庵言之。余少，每闻燕之故老为此说，今始信焉。”
用大白话来说，就是朱棣不是马皇后生的儿子，他的母亲是蒙古人翁氏，因为曾是元顺帝的妃子，所以史书上不方便提这事。但朱棣没有忘记这位蒙古生母，而是在宫中另外建庙，供奉她的牌位，让世世代代纪念她。
刘献廷为清朝人，他的文字，就如笔者现在这文字一样，仅是自己的观点。况且，他的依据是来源于北京一带的坊间传言(“每闻燕之故老为此说”)，而且是小时候听说的，你说这靠谱么?
另有一说，出自民国学者王謇的《孤庐杂缀》。书中记载：“往余幼从吴梦辄师恩同游，师告余曰：‘克金陵时，官军得明成祖御碣于报恩寺塔座下，其文略谓：成祖生母为翁吉剌氏，翁故为元顺帝宫人。生成祖，距入明宫仅六月耳。明制：宫人入宫，七月内生子者，需受极刑。马后仁慈，遂诏翁以成祖为马后所生。实则成祖生日，距懿文太子之生，仅十月稍强也。翁自是遂抑郁而殁，易篑前，以己之画像一帧，授成祖乳母，且告以详，命于成祖成年就国后告之。成祖封燕王，乳母如命相告。于是，成祖始知己之来历，乃投袂奋起，而靖难之变作矣!’”
王謇所记也是“听来的”，老师是听曾国藩的幕僚冯桂芬说的。这么“据说”显然不足为凭。
五，朱棣的生母到底是谁?现在的情况来看，马皇后和碽妃李氏最有可能。
那比较一下马、李二人，朱棣还应该是马皇后所生，因为碽妃的情况与洪吉喇氏、翁氏一样，在时间上有破绽，生育时间与朱棣的年龄对不上号的。
但有人提出反对，说是在朱棣没有夺位之前，他是妃生的没有人提出异议。但在他通过政变取得皇位后，情况变了。篡位本来就是一件大逆不道之事，如果自己是妃生子，那就等于承认是庶出，而不是马皇后生嫡出。
在有嫡子的情况下，庶子是没有资格承继大位的，即皇位实行嫡长子继承制。所以，朱棣为掩人耳目，把自己标为嫡出，以证明自己的资格是可以当皇帝的，就授意史官，有意将事情搞混，以掩人耳目。
为什么民间会有那么多传言，朱棣是元顺帝之妃所生?这与当时他篡位有直接关系，当时他的行为是不得人心的，说是元妃所生，不就是骂他不是汉人的种么?!
在民国时期即有多名学者考证过，明史中有不少文字都改动过，与史实不符。特别是，称朱棣为马皇后所生的官方记载，都被做过手脚了。本来应该是最权威的《明史》等典籍，是清人万斯同编纂，他也给明史“抹黑”，好多东西都被改得面目全非，以讨好清廷，但这给后代史学研究带来了极大的困难，留下许多历史悬念。
目前史学家认定朱棣为庶出的唯一“官方文件”，也是最权威记录，来源于明代《南京太常寺志》。但据考证，这书也被人做过手脚了，据说“枪手”是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的进士、清朝保和殿大学士张廷玉。
读《朱元璋》是第二次接触张宏杰的作品了，第一次是看《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在张宏杰的笔下，曾国藩是个笨拙、勤奋、执着的屌丝逆袭的典型，从曾书中，读者可以明显地感觉到，虽然偶有指摘，但张宏杰对曾国藩总体上是称许的，我觉得，张宏杰写曾国藩的态度是客观的。但他的《朱元璋》不是这样。
读《朱元璋》，通篇可以感觉的到他对朱元璋的偏见，仿佛可以听的到他俯视和解剖朱元璋时齿冷的声音，让人读时心生不快。他用四分之一的篇幅写朱元璋从出生到建立明王朝，但他没有给予朱元璋结束动乱、统一中国的功绩给予任何一丝丝称许，而是开篇不久就给朱元璋冠之以“流氓”的称号，贴上了“农民”的标签。在张宏杰的笔下，朱元璋建功立业年代里最好的品格和样子也不过是狡诈机变、善于争取人心、军纪严明。但朱元璋后半生治国的所有不足，张宏杰都归结为“农民意识”“流氓性格”。我看到他的这种推论后不止一次地发表想法反驳，朱元璋是农民皇帝不假，农民的生活经历会给朱的思维方式和处事风格留下印迹也无人否认，但张宏杰不能反推所有农民都保守、乡土观念浓厚等等，更不能把朱元璋的所有阴暗面都归咎于农民这一出身。农民皇帝未必低贱无见识，贵族皇帝未必高贵有能力，中国历朝历代的亡国之君哪个不是贵族?此书的下篇，张宏杰重点写朱元璋如何治国。朱元璋像村长一样治国建立农民乌托邦;朱元璋这个农民相信世界是静止的，从而开始闭关锁国;朱元璋这个现实的农民统一思想，注重礼仪;朱元璋这个真农民假知识分子开始屠戮知识分子;朱元璋这个农民对老乡深情厚意;朱元璋屠杀功臣。那么张宏杰通过这本书是要表达什么呢?仅仅是要写本书把朱元璋大肆批判一把吗?这没有任何意义。
张宏杰恐怕是想以古喻今，说出他不敢明说的话。且看他篇中所写:
1、1959年，毛泽东谈论刘邦的成功时说：“刘邦能够打败项羽，是因为刘邦和贵族出身的项羽不同，比较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心理。”
2、回顾朱元璋从乞丐到帝王的道路，实在是太顺利了。中国历史上另一位著名的布衣皇帝刘邦，在称帝前经过了被项羽“发配”到四川、称帝后诸将连续叛变等大起大落，没有朱元璋顺利。毛主席从入党到开国，则花了整整二十八年，并且在遵义会议前历尽曲折。从社会最底层到社会最高点，朱元璋却如同一支一路上涨的绩优股，没有什么悬念。
3、毛主席最佩服的古代军事家中，朱元璋排名第二。毛主席是这样说的：“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这个因一念之差投身军队的文盲，后来居然以最伟大的军事家之一的身份载入了中国战争史。在群雄逐鹿的过程当中，他表现出的勇气、眼光、魄力、精细也是他人所不能及的。他在军事生涯中，曾经制造过多个经典战例。
4、和西方国家不一样，不需要什么“军校”来培养人才。中国历史上的伟大军事家，多是自学成才，比如刘邦、韩信、卫青、曹操、岳飞，直至曾国藩、毛泽东。
5、我们之所以说毛主席是千古无二的伟人，就是因为他对中国社会有诸如此类的洞见。因为以暴力为基础，中国的专制权力这个东西很神奇，它不能生产出一粒粮食，制造一匹布匹，却可以支配一切东西。只要有了权，土地、财富等一切东西都可以源源而来。对这种神奇的功用，林彪阐述得更为透彻。
6、中国历史上皇帝受到毛赞成的很少，大概只有两个：第一个是秦始皇，第二个就是明太祖。五十年前，新中国建立前夕，吴晗到西柏坡向他请示对朱元璋的评价，毛泽东就指出吴晗对朱元璋的批评过当，因为朱元璋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巩固政权之所必需。
7、虽然几千年来在追求理想社会的过程中一次次碰得头破血流，中国人却始终不信邪。蒋介石要求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在蒋介石走后，有一段时间，人们又都相信，只要人人都听毛主席的话，世界就会很快进入共产主义。可是，偏偏就有人不愿意看到这样的大好蓝图顺利实现，总要跳出来反革命，弄得共产主义的实现一再被推迟。林彪就曾经指出，大跃进之所以没跃好，还死了许多人，原因并不是毛主席的指示不对，而恰恰是因为有些人没有好好落实毛主席的指示。8、开国功臣和皇帝光屁股长大，一起分享过黄色笑话，深知对方并非什么神龙天子，不过一介村夫流氓，睡觉爱放屁磨牙，爱抠鼻孔和脚趾头。他们很难如同其他出身的臣下那样视皇帝如神明。正如同彭德怀改不了“老毛”的称呼一样，开国功臣们对皇帝也难免跋扈粗率之时。
以上的这些论断让人不免产生合理想象:张宏杰此书是写朱，顺带着把毛也写了;张宏杰批判古人是次，批判近人才是主，他是有寄托的。毛不是不可以写，今人也不是不可以批评。但张宏杰用这种带有偏见的笔写出的古人让人不敢相信他能客观理性;张宏杰批判古人、影射近人，只是把二者相似之处作一简单对比，没有结合那时那地作更深刻论述，但历史及其规律不是用一两句话就能说清的。张宏杰离专业、客观、理性还差得太远!
原本没有写读书笔记的习惯，但是没想到昨晚通宵读完的书现在仍盘踞着整个脑子，于是乎决定将读完这本传记的一些感想记录下来。
说起明太祖，脑海中跳出的词便是：杀戮成性、猜忌心重、文字狱、长相丑陋……一系列似乎没有褒义词，甚至选择这本传记的原因也是因为传记的作者——吴晗，而不是传记的主人翁——朱元璋。听起来有点本末倒置，但是真的对明太祖没有太多的好感。可是这样的感觉在我读完这本传记后有了很多颠覆。
先说传记的文字，从《海瑞罢官》开始接触吴大师，一直喜欢吴大师夹叙夹议的叙事风格。当然也是这样的原因在众多的传记中让我选择了这本。通篇读完，还是很喜欢这种平易朴实的笔法，毫不晦涩难懂，白话的可以。虽然这本传记写的年代较早，字里行间也透露着那个年代的气息，但总的来说，是一本吸引我的传记。
接着说到传记的主人翁，太多的电视剧，太多的野史使得我对这个明太祖一直有嗜杀成狂的印象。但是读完传记，我才发现，其实他也有平民天子的很多通性，年少的清苦、年轻的努力、成年的拼搏……真的，没有哪个人可以随随便便的成功!很难想象，这样一位被打上“嗜杀”烙印的皇帝的偶像竟然是“刘邦”。其实，朱元璋当皇帝之前也是个坦诚、英勇、睿智的统帅，有功劳推给大家，有赏赐分给众人，更是得到了将士的拥戴。历史其实可以这样解读……
与其说朱元璋是幸运的，不如说他是努力的。年少时的瘟疫，不得下选择做和尚开始，朱元璋都是努力的，努力的打水，努力的做事，努力的忍气吞声，所以在家人都死绝的情况下，他坚强的活下来了。
青年时，参与红军。虽然说幸运地得到郭子兴的垂青，而一下子跃成“朱公子”，但是婚后的朱元璋仍是努力的。用书中的说法就是“从小流氓迅速成长成红军大帅”，这也许会借了“养女婿”的光，但一定不是全部。所以在n多将领中，朱元璋脱颖而出，甚至在郭子兴死后顺理成章雄踞一方。
但最后，登上帝位，朱元璋仍不可否认的是个勤勉的皇帝。他铁腕反腐，辛勤办公，没有娱乐，也没有休息。虽然他脾气暴躁，虽然他猜忌心重，虽然他自卑的可以，但是他仍是努力的，努力的希望能巩固自己家的“万世基业”，甚至是看到自己的子孙谦逊，希望能靠自身为后代排除一切他认为的障碍。
另外，在教育子女方面，他更是努力的。也许是吃了没有文化的亏，让他这辈子都活在没有文化的阴影下，也许自己也感到自身性格上的某些缺陷，所以，在教育子女方面，明太祖强调“德”和“才”两方面。如果说在建设国家上，朱元璋逊色于后来的康熙大帝话，在教育子女方面，朱元璋绝对更甚一筹，从太子到皇太孙，到后来的明成祖，一个个皆是德才兼备的人才。
尽管如此，努力的朱元璋虽然自我来说是成功了，但是留给历史太多恐怖的记忆，从文字狱到各种各样的刑法，从嗜杀功臣到建立锦衣卫，这段历史太沉重了。沉重的让人不忍心去读这段描述的文字。
从个人的进取角度来讲，朱元璋是成功的，从底层一步步走向最顶峰。但是他的个人成功带给中国历史太多的白色记忆。所以，我只能无限钦佩其努力的态度和努力向上的精神。其他，我想没有其他了。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朱元璋则是明朝的开国皇帝。二人集卓越的才能和残酷的个性于一身，至今仍充满了争议。朱元璋出身贫农，曾出家当过和尚。他的成功主要取决于自身的努力和才能。武则天是高官之后，其父武士彟是正部级干部，但她本人并未从官二代的身份受益。伟人总得到上天的垂青，他们的成功也有机遇的成分。如果没有王皇后，那么武则天可能老死于尼姑庵。
没有人怀疑二人的能力。如果从册封皇后开始计算，武则天执政时间长达50年。在封建社会、男权时代，一个女人成为皇帝，真是惊世骇俗的事情。一开始武则天凭女性的魅力，俘获了高宗李治，靠一群卑鄙小人夺取政权。这段经历实在让人不齿。当李治死后，武则天走到台前，面对风云变幻的局势，得心应手、收放自如，男儿不过如此。
朱元璋更了不得。武则天的成功相当程度上依靠她的床上功夫，而朱元璋则是真刀真枪打下的江山。开始是起义军的小头目，先后打败强敌陈友谅、张士诚，最后横扫强弩之末的大元。朱元璋是个伟大的军事家，这个头衔武则天可没有。与刘邦、赵匡胤不一样，朱元璋打败的是蒙古族。他提出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让多少汉民族的兄弟心潮澎湃。直到今天，不少热血青年仍把他视为民族英雄。
柏杨说：“武曌女士是中国有史以来，空前成功的一个女强人”，破折号后面是“一个可怕的怪胎”。虎毒不食子，武则天没有丝毫人性。她亲手掐死刚出生的女儿，杀死两个风华正茂的儿子，无缘无故地鞭死两个孙子。这让朱元璋都自叹不如。老朱虽然杀人无数，对孩子还是蛮照顾的。最毒妇人心，在武则天身上充分体现。她杀情敌王皇后、萧淑妃，《资治通鉴》记载“(武则天)派人杖王氏和萧氏各一百，断去手足，放在酒瓮中，说：‘把两个老婆子骨头泡醉!’几天后死亡，又砍下她们的头。”(卷200)她杀堂嫂善氏，“找了个借口用荆棘打她，肉尽见骨而死。”(卷201)
武则天是个女同志，从老公、儿子手中夺取江山，私生活又不检点，大臣们当然不服气。所以武则天杀人主要是为了立威，起震慑作用。她杀人主要靠酷吏，残酷的官吏，很多是流氓无产者，靠告密发迹。有个叫王弘义，和人吃着饭，就莫名其妙砍下人家的头，用长枪挑着在大街走。有一位叫万国俊，派去审查犯人，不问青红皂白，300多人全杀了，回去还升官。
武则天是个狠角色，前后还算保持一致。朱元璋则是大变脸，打江山时礼贤下士，屁股做稳后翻脸无情。比较历史上的所有皇帝，前后判若两人的只有唐玄宗李隆基，前面的开元盛世，后面的安史之乱。李隆基同志贡献很大，后来骄傲了，好理解，朱领导则不好琢磨。武则天杀人靠酷吏，朱元璋则亲自上阵。仅胡惟庸、蓝玉、空印和郭桓四大案，他就杀了十多万人。
为了让被告自认有罪，武则天的酷吏玩出了许多花样，最有名的是“请君入瓮”的故事。朱元璋时代则流行凌迟和剥皮。凌迟要割3357刀，让人慢慢地死。受贿60两银子要砍头，剥下皮来，里面放上稻草，摆在衙门里，吓唬当官的。觉得武则天的告密人太业余，朱元璋建立了特务组织。大臣们吃什么饭、写什么诗，朱元璋都知道。“政府官员人人害怕，见面不敢说话，只能以眼神交流。有人进宫朝见时被秘密逮捕。官员每天朝见与家人告别说：‘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见?’”(《资治通鉴》卷204)武则天时代这样，朱元璋时代也是这样。
武则天利用群众和小官吏批斗贵族和大臣，纯粹是政治斗争的需要，她本人也不是所谓庶族势力的代表。武则天的统治虽然残暴，但是多姿多彩。各种角色粉墨登场，如笑里藏刀的李义府、矫枉过正的刘仁轨、请君入瓮的来俊臣、摸棱两可的苏味道、桃李满门的狄仁杰。武则天的用人政策长期受到赞扬，如《资治通鉴》说：“太后虽然为了收买人心乱封官，但是不称职的人不久或免或杀。靠萝卜大棒政策驾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断，所以当时有才能的人争相为她效力。”(卷205)对此，有学者给出了客观的评价：“她的用人政策是以个人专权为核心, 良莠并举而多平庸奸佞, 充其量只能算作平平。”(马俊民《武则天朝宰相考》)
武则天以乱治乱，朱元璋则是高压维稳。朱元璋是历史上最勤于政务的皇帝之一。不过这并不值得赞扬，原因是别人干他不放心。废掉丞相，部长们直接归他指挥。猜忌一起打江山的功臣，全杀光了，只剩下一个汤和。朱元璋没上过学，自卑，特别嫉恨知识分子。他搞文字狱，一个字犯忌讳就要杀人。他要求知识分子不能隐居，“不为君用”的人要砍头。他严格控制教育，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政治，惟独学生(监生和生员)不行。他规定考试必须做八股文，他删除《孟子》中的敏感词……
武则天杀人不眨眼，但基层很稳定，经济和军事成就也可以，主要原因在于唐太宗贞观之治和高宗永徽之政留下了好底子。不过她把家产糟蹋得差不多了，若不是后来出现了玄宗李隆基，大动荡早就发生了。朱元璋是农民的孩子，对农民和官僚的态度截然相反。他劝农治水、赈灾反贪，这些都对老百姓有利。因此，民族主义者、民粹主义者和相当多的普通群众至今怀念这两位强人。
朱元璋建立的明朝，大搞文字狱、宦官专权、皇帝荒淫无耻，是中国历史上最专制、最黑暗的一个王朝。汉唐是阳光灿烂的白天，宋朝是雍容闲逸的黄昏，明朝则是漆黑渺茫的长夜。这是我最不喜欢的一个朝代，真不明白当年明月怎么会用轻松、调侃的笔调写下了《明朝那些事儿》?朱元璋推行里甲和路引制度，把农民圈在百里之内的土地上，死后还让侍寝过的宫人一律殉葬!自己不守法，却强迫全国人都听他的命令。请问谁愿意生活在朱元璋时代?
武则天和朱元璋的长寿分别给中国带来了长达50年、30年的黑暗和恐怖。“正直的人们害怕被杀，路上只能以眼神说话，很少有人不屈不挠、为理想献身。人们没有追求，活一天算一天，等着死亡。” (《旧唐书·韦思谦附嗣立传》)史书云：“不是官吏敢残酷，时势诱惑他们残酷。” (《新唐书·酷吏传》)对此，武则天和朱元璋要负完全责任。
吴晗说：“他(朱元璋)被后代人称为‘民族英雄’，也是有史以来权力最大、地位最高、最专制、最独裁、最强暴、最缺少人性的大皇帝。”(《朱元璋传》1949年版)是时候了，让我们给他们二人一个公平的评价吧。武则天和朱元璋有大才，有大功，也有大过。但是功过不能相抵，绝对不能接受“功大于过”的结论。评价一个政治人物，首先要看人性。没有武则天，国家会更安定;没有朱元璋，照样会有人推翻元朝。历史不需要暴君!
对吴晗这样明史界的大拿开炮，而非从书中学到他三十年的研究成果，读书，到底读什么，似乎成为在行文前，必须先予以反思的一个问题。
事实上在读了几章之后，我确实有过以更积极的视角去阅读这本传说中的五大传记之一，然而阅读终究是一件无法勉强的事情。草草翻完全书，时隔数日回忆起来，嫌弃感丝毫未减。
一、作品的定位
这本《朱元璋传》我拿上手到读完，一直不能分辨，这到底算什么。大量史料的梳理裁剪，夹杂着个人的评论，加上小说式的目录、叙述方式。
算史料，废话太多，叙述方式想逗比又不成功。算评论，浅得让人没有阅读欲，对政局、人性的分析被《明朝那些事儿》甩几条街，对宏观、经济的分析被《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甩几条街。算小说，对不起，没看过这么难看的小说。
所以准确点说，并非定位的问题，而是到底是用哪个定位，能让这本书是一本好书。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说，这本书确实是吴晗多年研究的心血，价值极高。但是他对作品的定位和作品实际价值所在之间的差异，让人没有兴趣去了解书中的价值。总得先看得下去，再谈其他吧。
我是非常龟毛的读者，对书籍非常挑剔，挑剔到能力范围内变态的地步，尤其是对我认为盛名难副的东西。
二、文笔和逻辑
我以为，除了少数特别的文学艺术类作品之外，文笔不好的，就不要写书，逻辑不好的，就不要写书，文笔和逻辑不好的，就更不要写书。
《朱元璋传》的文笔和逻辑让人想哭。写史平实点或晦涩点都没问题，但麻烦不要用大白话。以及，语句通顺是一种美德。
其实《明朝那些事儿》所采用的写作方式和《朱元璋传》有些相似之处，但是文笔和逻辑，甩《朱元璋传》很多很多条街。
货好?没用啊。给我一大块灰头土脸的玉矿里开采的切割得非常粗糙的还有裂痕的原石，非说这是当代最值钱的几件玉雕之一，这不是玩我吗。
三、史学家的三观
前面两点姑且算作是我个人的过分龟毛，这一点实在是无力吐槽。
《朱元璋传》让我处处读不下去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作者太明显的牵强附会了一些特殊时期的立场。举个简单的例子吧，朱元璋手下的军队，是脱胎于明教，有很多称呼，但吴晗先生非得选择“红军”这个并不主流、本该避开的称呼。
历史虽然不可避免的带上研究者的主观偏好，但是至少呈现的时候，要尽量是客观的叙事。因为读者更有兴趣的可能是历史本身，而非具体哪一个研究者的主观因素。就算要把个人情感糅杂进历史，也请隐晦点，不露痕迹的糅杂那些不会被时代抛弃的东西。比如太史公在写《史记》时是有明显的好恶的，力捧迷路侯，黑我卫、霍，但是他的那种情感倾向，即使放到今天，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史记》仍是一部非常伟大的著作。
而吴晗先生将革命、建国时期的一些东西刻意的投射到作品中去，几十年后，时过境迁，就变得太过好笑和荒唐。
来几段。
“这一切，蒙古贵族心里明白、害怕，脸上虽然摆出一副狠相，骨子里却正在怕得发抖。怕什么呢?怕人民有组织，怕人民有团结，一句话，害怕人民有力量。”
“彭莹玉可以说是典型的职业革命家，革命是一生志业，勤勤恳恳播种、施肥、浇水、拔草。失败了，研究失败的教训，从头做起，绝不鞠躬，绝不肯占有所播种的果实。”
读书读得好好的，冒出来这种话，闹心不闹心?
身处特别时期，并不是写出这种东西的借口。同时代的其他大拿也很多，写出来的书就很正常。我想问题还是出在作者的三观上，假如三观正一点，分清历史与政治，不在书写历史时过于追求其他目的，或许这本书原本可以是一部非常值得尊敬的作品。